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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几乎每一个西方人士，不管政治上如何右倾、在去之前如何受国民党有关共产党游而不击的谣言所蒙蔽，去过抗日根据地之后，都清楚地认识到，中共领导的游击战，在武器奇缺、环境极为残酷艰苦的情况下，已经在广大敌占区有力地牵制住了大批日伪军。他们相信一旦中共获得较好的装备，就有可能给侵略者带来致命打击。因此不少来访者通过各种渠道向西方宣传中共的游击战，以取得盟国领导层中有识之士给予八路军、新四军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这些人的呼声冲破了日军与国民党政府对敌后根据地的重重封锁，把中共领导下人民武装英勇善战的业绩传到外界。 日军在与中共长期武装对峙的过程中，也充分认识到武器装备奇缺的中共如果得到外援，他们应对中共领导下的游击战就更困难。因此对敌后根据地的西方见证人也倍加防范。例如，抗战末期，日军以重金悬赏追杀前往敌后考察的七个美军观察组成员，其中一位亨利·惠特塞不幸牺牲；另一位布鲁克·杜伦也在地道中被困近一天一夜。冀中老百姓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最终帮助杜伦死里逃生。 可以说我们收集的中共领导下敌后游击战的观察文献是他们当时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来的。由于这些观察人员的专业能力(或是记者或是军事情报人员)、超越国共两党意识形态冲突的视角，他们当年留下的历史文献是相对准确、客观的。为展现当年中共领导下的抗日人民战争，留下了有极高参考价值的历史见证。 二、史料使用状况 这些珍贵文献中大部分在国内尚未被使用过，而在国外也主要用于对这批西方见证人个体与群体的命运描述上。关于去过根据地的西方见证人，在国外特别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后，出版过一批著作。其中一部分是为这些人在麦卡锡时代遭受的迫害而鸣不平，把他们概括地称为中国通。如康恩的《中国通：美国外交官以及他们的遭遇》强调这些人如何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③彼得·兰特却是围绕着中国通父亲的经历，采访了不少与他父亲同时代的当事人，写下了这段历史。④保罗·戈顿·劳伦编的《中国通：伦理与外交》一书既包括了研究者的论文，也包括了当时部分亲历者，如戴维斯，几十年后对这段经历的总结。⑤麦金农在1985年邀请了几乎所有当时在世的三四十年代中国通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开会，《中国报道》一书就是以口述历史形式发表的会议记录。⑥虽然其中一部分作品也用过一些60年代开始解密的这批历史文献，但是由于这些文献主要用来补充对中国通个人经历的描述，这种运用还是缺乏对文献本身的系统研究与分析。 另一部分著作描述了抗战时期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如舒美科的《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令人信服的交往》一直追溯从1927年到抗战时期美国人与中共的接触；⑦而沙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却只局限于抗战时期美国人与中共的来往。⑧里尔登一安德森在《延安与超级大国》一书中描述了中共在抗战过程中如何在美苏两国之间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⑨比较而言，这些著述学术性较强，运用较多历史文献。但不管政治立场如何，所用史料还是主要限于引用当时有关外交策略的文献，用以说明当年中美关系的走向。而对中共军事潜力的记载，由于冷战带来的意识形态对立，几乎没人引用。 还有一部分是这些西方中共抗战目击者的传记与自传。这些传记多半是有关观察组成员，或曾对派观察组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⑩值得指出的是最有影响的传记，也可以说这类书里最著名的作品，要数芭芭拉·塔克曼有关史迪威的传记——《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11)历史学家卡萝尔·卡特则准备了数十年，以大量档案文献和对观察组成员的采访记录为依据，写了唯一综合描述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考察团：1944-1947》的著作。遗憾的是该书尽管对观察组在延安的活动描述不少，但几乎没对这段历史做什么系统分析和梳理。(12)总而言之，西方，特别是美国，对这批人的研究虽然不少，而且也参考了一定数量的历史文献，由于视角还是主要集中在个体与群体经历上，对这些历史文献的利用还是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的分析与梳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