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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聚焦于中共军事潜力 我们收集的大量有关中共抗日的文献往往聚集于中共抗日的军事能力，而且通常对此作了相当高的评价。中共与西方在抗日时期外交起源主要来源于抗击法西斯军事上的需要。否则，大多数当时到敌后根据地的西方人士，并不会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因为这些来访者中间很少有人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在观察组去延安之前，虽然去延安的其他西方人士对中共抗日力量十分关注，但是除罗斯福前卫队长卡尔逊是海军陆战队军官以外，其他人基本上对军事是门外汉。大部分是记者，还有医务人员、工合雇员、与传教士。 这种情况在1944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1944年7月22日到1947年3月11日，美军观察组有上百个成员曾经先后驻扎延安。这些成员除少数外交官外，主要是海陆空三军的情报人员。不过，那些早在观察组去延安之前就来延安非军事西方人士，如斯诺等记者，也往往把他们的关注点放在抗战上。甚至医生也不例外，如军医梅尔文·卡斯伯格少校是第一个到敌后战场去考察的美军观察组成员。(28)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日对峙不仅仅限于军事战场上，而且由于这场战争是持久战、消耗战，有些其他因素，如经济较量等，甚至比纯军事更重要。因此所谓军事是广义而言的，包括经济政策、组织结构、政治工作、宣传鼓动，甚至也包括伤员救护…总而言之，鉴于抗日战争的持续性与特殊性，军事一词应该包括一切影响军事力量对比的多种因素。 1937年7月7日到1938年8月13日，国民党军队从北平一路溃败到上海，而日军只顾乘胜追击，造成了华北大片土地权利真空。“无数败兵们以及无数聚集在日本人名下的伪军到处祸害老百姓”，以至于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马上进入敌占区，抓住广大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心理，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给他们带来了相对的社会稳定与对农民的尊重，因此八路军受到了老百姓欢迎与支持。”(29) 实际上国民党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敌后战场游击战在战略战术的重要性。如1938年起国军就曾开始准备到敌后打游击，并邀请中共将领如叶剑英等人，为他们讲述有关游击战的课程。用白崇禧的话来说“要用共产党当初打我们的办法打日本。”陈诚在1940年对埃德加·斯诺声称有一百多万国军在敌占区活动；(30)但正如林迈可1944年总结的那样：“只有共产党武装能坚持敌后武装斗争，虽然他们没有得到外界援助。1941年有接近上百万中央军在敌后活动，其中不少从后方得到武器与装备。但到现在为止他们只剩下几万人了。其中不少人被日军消灭掉了，而令人羞耻的是另一大部分人投降了日本人，成了汪精卫傀儡政权下的伪军……”(31) 谢伟思分析中共的武装力量时说：“八路军是一支政治部队；他们的思想工作、组织群众及经济政策——以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同时改善穷人生活为主导——所有的一切都主要为战争服务”。(32)中共之所以能在敌后坚持打游击战，主要取决于强大的组织能力，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总动员。”(33)在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在斗争中逐渐完善自己的组织结构与政治思想工作系统，大力开展了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得到了当地老百姓支持。根据地老百姓的支持为游击区的建立与巩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1)提供给养，使中共武装力量能在艰苦环境中生存下去。 (2)群众组织为部队建立了一个情报网，使他们尽可能避开日军有准备的进攻，而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对无准备的日军进行歼灭战。 (3)青壮年加入民兵组织，一方面在不脱产情况下抗击日军，另一方面为正规军、地方武装、提供了有一定战斗经验的后备军。 因此民众对中共的支持力度是西方观察者衡量中共军事力量的重要标准之一。如当初观察组之所以到延安，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考察以前西方人士关于中共是否的确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但史迪威将军觉得他们在延安的调查报告还是分量不够。在接到美军观察组刚到延安赞扬中共抗日的报告后，马上决定派出八个一组情报人员到敌后游击区进行战地考察，其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充分证实老百姓对中共的支持力度。(3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