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精神的生成与培育，有赖于语言的承载与传播。20世纪初，革命上升为民族精神，一定意义上可视作中国现代性革命话语由渐到顿的变化过程。中国现代性革命话语既受儒家传统的影响，又吸收英语、日语中的现代性因素，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已由此前为人禁忌的词汇变为强势话语，由少数人的思想变为广大民众的精神追求。
    关 键 词：革命 精神 话语
    作者简介：张昭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875)
    

    “民族之倏而盛，倏而衰，回环反复，兴废靡常者，皆其精神之强弱为之也。”[1]近代中国饱受欺凌，民族精神强耶弱耶，一言难断。不过，民族精神在近代发生空前转寰，破茧成蝶，创化更生，则是事实。其中，革命精神蔚为20世纪中国一大观，其发生发展之轨迹，自为治史者所关注。
    “革命”一词古已有之，但将革命作为一种思想观念，融入中华民族的心理，进而上升为全民族的精神，则始于近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性革命话语开始在中国出现，中经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的锤炼，至三四十年代，革命精神成为全民族的精神。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①粗略考察一下现代性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也就是革命精神在中国的发生史。
    一、中国现代性革命话语的源头
    “革命”是中国古代儒家学说中重要的政治话语。《周易》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孔颖达指出，“革命”是有别于因循禅让的变革形式，其武力夺权的暴烈行为寓有深意：“计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变革，而独举汤武革命者，盖舜禹禅让，犹或因循，汤武干戈，极其损益，故取相变甚者以明人革也。”[2]（卷5）这里“革命”的基本含义是改朝换代，以武力推翻前朝，从而为新王朝的建立提供合法性。“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尽管后儒关于“革命”的合法性时有争论，但有一点无庸置疑，那就是“革命”话语为夺取政权者所专有，失败者则是“叛臣”、“逆贼”。在“忠君”的主流意识形态下，臣民不仅讳言“革命”，而且视反抗当局的斗争为造反行为，有悖天理、民意、王法。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的“革命”学说是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工具，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不相涉。
    英语中的“革命”revolution一词，对中国现代性概念“革命”的影响不可忽视。据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end Williams)研究，revolution可追溯至拉丁文revolvere，意指时空的旋转、循环。17世纪后，词义从“转变”(alternation)、“变化”(change)中发展出政治意涵，含有“恢复(restoration)之前或改革(renovation)当前的法定执政当局”之义。17世纪末以后，revolution主要指1688年所发生的“光荣革命”。美国独立运动后，revolution完全变成褒义词，强调执政当局取得政权途径的合法性。“法国大革命”后，Revolution明确含有“必要的革新”、“建立新秩序”的意思，且带有正面的“进步”(progress)之义，“创建新秩序”变得与“颠覆旧秩序”一样重要。Revolution不仅与rebellion（叛乱）不同，而且与palacerevolution（即“宫廷革命”，不含制度变革之义）有质的区别。至此，revolution既指通过温和的改良手段实现的英国“光荣革命”，又指武装暴力的“法国大革命”。19世纪末以后，revolution所含“暴力推翻”之义，常拿来与evolution作对比。Evolution带有经宪政上的和平改革渐进地产生新社会秩序的意涵，revolution则带有“根本性地创建社会新秩序”之义。[3](pp.411-417)Revolution政治寓义的变化反过来又进入其他语境，用以指“根本上的改变”、“根本性的新进展”，如“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等。简言之，在英语中，“革命”首先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的，指性质（或结果）的改变，含和平渐进与激烈颠覆两种形式；其次才特指途径（或手段）上的激进暴力革命。
    日语“革命”一词源自中国，仅有音读かくめぃ。公元6世纪，“革命”一词随《周易》传入日本。由于中日不同的政治传统，日本人在接受“汤武革命”话语的同时，对“革命”的含义作了改造。沟口雄三指出：“两者之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两国传统之差异，即一方是根植于中国易姓革命的传统，另一方则是植根于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观这一历史事实。”[4](pp.343-346)虽然其间也有学者援用“革命”的汉语本义，但总体说来，江户时代以降的大多数学者反对“汤武放伐”学说，主张臣下无条件效忠。至明治时代，“革命”一词明确含有尊王改革之义，“明治维新”与“明治革命”通用。日语中的“革命”，已脱离中国古代“革命”话语以暴力手段改朝换代的义涵，而有强烈的本土色彩，且与英语revolution所含和平改良、渐进变革之义接近。
    二、现代性革命话语在中国的出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革命”一词渐为中国人所重。1890年，王韬《重订法国志略》，首次使用“法国革命”这一概念。不过，他是从否定的意义上来评判法国革命，称革命党人为“暴徒”、“乱党”。此后，康有为作《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也把法国革命描述为惨绝人寰、令人生畏的残暴事件。孙中山1923年撰《中国革命史》称：“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然这里的“革命”不过是后来的追忆，揆诸历史，1895年以前，孙中山未曾以“革命党”自称，而多用“造反”、“起义”、“光复”等词。约自1903年底，他才频频使用“革命”二字，尽管他早已具有革命思想。而此时，“革命”二字已是广为人接受的新名词。
    值得注意的是，1903年之前这一段时间，梁启超对于宣传现代性“革命”概念贡献颇著。1899年12月，梁启超著《夏威夷游记》（即《汗漫录》），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口号。1902年，面对国内革命运动的兴起，梁启超认识到他所使用的源自日本的“革命”一词易与中国古代改朝易姓的“暴力革命”混淆，因此作《释革》一文。他说：“易姓者固不足为Revolution，而Revolution又不必易姓。”他指出，他所使用的“革命”是“变革”之义，与“汤武革命”、暴力流血不相干；日本人以“革命”译Revolution，泯没了“变革”本义：“妄以革命译此义，而使天下读者认仁为暴，认群为独，认公为私，则其言非徒误中国，而污辱此名词亦甚矣。”[5]（文集之九）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革命党人的用法。同年秋，梁启超在述及国民智识的进展时说：“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5]（文集之十一）这里的“革命”，已立于改良的对面，而非变革之义。1904年，他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中，不再坚持辨别“革命”与Revolution之异同，而是把“革命”划为广狭二义：“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武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5]（文集之十五）与王韬等从负面使用“革命”不同，梁启超虽不赞同狭义的暴力革命，但他对于广义革命话语的赞扬和宣传，客观上却助长了排满革命的开展。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称：“启超避地日本，既作《清议报》，丑诋慈禧太后；复作《新民丛报》，痛诋专制，导扬革命。章炳麟《訄书》、邹容《革命军》先后出书，海内风动，人人有革命思想矣！而其机则自启超导之也。”[6](p.342)
    章太炎、邹容所使用的“革命”又有不同。1903年，章太炎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著《革命军》，章士钊译《孙逸仙传》，把现代性革命理论与中国历史传统、政治环境结合在一起，标志着中国式现代性革命话语的确立。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有旧式民族主义之嫌，但通观全文，他所论革命，与改良相对，以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潮流为据。章太炎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7](p.204)他的“革命”已不限于“光复”旧物，而含政教学术、礼俗材性在内，具有时代新义。邹容《革命军》也含旧式“暴力革命”成分，但若对照古代革命话语，又闪现着现代性色彩，如：“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8](p.651)邹容曾受日人栗原亮一节译的美国政治学家威曼所著《革命新论》影响，对近代西方革命理论有所了解。章、邹以不同的文字风格，将国人的革命意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身历其事的柳亚子回忆说：“《驳康书》文章古奥，议论深厚渊懿，利于承学文士；《革命军》则痛快犀利，而宗旨非常正大，便于通俗。”[9](pp.154-155)
    章士钊的《孙逸仙传》节译自宫崎寅臧《三十三年之梦》，对于宣传革命尤其是孙中山的革命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章士钊在序言中声称：“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该书风行一时，影响甚大。此前，知道孙中山的人较少，且知之者多视其为“草寇”、“大盗”。连巩黄（秦力山）在序中也坦称：“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而岂知有如宫崎之所云云者。”孙中山本人也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10](p.235)国人观念的转变，固然是时势巨变的结果，但也应当看到此书对宣传孙中山革命领袖形象所起的作用：“这一册书的刊布，对于国民革命的推动，其影响力与同一年刊行的邹容《革命军》一书是同等重要的。”[11]（卷首）1903年以后，革命声势如潮，由此前少数人的思想行动，转化为多数人的共识。“吾人苟不爱国则已，若欲爱国则不得不从事革命。”[12](p.167)“革命”话语在中国发生了质变，国民心理由恐惧革命转向认同革命、欢呼革命。“革命”成为鼓舞人心的精神动力，“革命精神”被视作美好的道德品格、进步向上的文化象征。
    三、革命成为强势话语
    
    至20世纪20年代，“革命”话语已拥有至高地位。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党派均以革命相号召。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革命称为“国民革命”，中国青年党自称其革命为“全民革命”。中国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竞言“革命”，革命变为多党派的共同诉求，并上演了“大革命”的壮举。[13]1923年1月，陈独秀发表《革命与反革命》，大声高呼：“积乱的中国，非国民自力的国民革命是不能援救的呵！”[14](pp.321-322)张闻天《青春的梦》大力讴歌：“革命！怎样一个好听的名词！怎样使我的热血沸腾着呵！”[15]蒋介石在1926年指出：“革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各界若各做各的事情，不同向革命的路上走，那是大错而特错。现在的潮流，已成为革命的潮流，无论何事都要革命。”[16](pp.459-460)“革命”话语在被神圣化、正义化的同时，也被俗化、泛化。在这种看似悖论的背后，有一点是无疑的，“革命”已成为强势话语。谁获得“革命”的话语权，谁就拥有政治权威、道德正义、法理支持。
    与此相对，“反革命”、“不革命”则被建构成“罪恶”。蒋介石训诫黄埔军校学生时说：“不为革命，便为叛逆。”“所以不革命这句话，简直就是说反革命罢了。没有不革命的人，而不做反革命的。”[17](p.549)毛泽东也多次说过类似的话：“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18](p.4)“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万万没有第三条路。”[18](p.30)针对这种竞言“革命”的现象，《大公报》社论说：“国人喜言革命，而不革命者实居多数……乃今之言曰：‘不革命即是反革命’，令人已无回翔余地。”[19]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制定《反革命罪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将“反革命”定罪，法律为“革命”提供了保障。
    可怕的是，“革命”话语的泛化和任意化，在一些人手中成为攻讦他人的工具。有人注意到：“大凡要陷害他人，只须任封一个‘反动’和‘反革命’的罪号，便足置对方于死地而有余。”[20]“四一二”政变前夕，蒋介石声称：“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害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谁要反对我革命的，谁就是反革命！”[21]独裁者也要以“革命”相标榜，这既表明“革命”的混乱，也反映出“革命”的地位。
    不论怎样，经过大革命的熏染，即使一些专制分子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宣称反对革命，而有志之士更是为革命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确如恽代英所说：“人每每因为一种革命的主义能解决自己与社会的苦痛，不惜牺牲一切为主义奋斗。”[22](p.839)“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一时期，革命虽未取得最后胜利，但通过各种途径，革命精神、革命理念已浸入国人心中。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人民群众，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人民形成了爱国主义、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等系列革命精神。这些精神既是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又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创造性发展。
    注释：
    ①重要者如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本文多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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