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927年宁汉分裂到1931年宁粤对峙的数年间，国民党内爆发了数次反蒋战争，陈铭枢都以自身实力鼎力拥护蒋介石，成为非蒋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中独一无二的挺蒋劲旅。特别是在宁粤对峙期间，国民党内粤籍领袖几乎全部投入反蒋阵营，唯有陈铭枢率领的这支以粤人为主的第十九路军，公开支持蒋介石，助蒋稳定权力，立下汗马功劳。以往对陈铭枢的研究多集中在福建事变的反蒋活动，而缺少对此前陈氏政治活动的探讨，即使在他个人回忆录中对此也语焉不详。本文主要依靠档案文献，力图重现此段历史真实。
    关 键 词：陈铭枢/蒋介石/宁粤对峙
    作者简介：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一
    

    陈铭枢，粤军名将，北伐战争期间同张发奎分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两个师南征北战，同被誉为铁军。此时，军长李济深则率陈济棠的十一师、徐景唐的十三师留守广东。随着北伐凯歌高奏，陈铭枢、张发奎两师不断扩编，张师继承了四军番号，陈师发展为十一军。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国民党开始分裂，酿成宁汉之争。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与武汉政府相对立的中央政府。此时，他依靠的武装力量除黄埔嫡系外，主要就是留守广东的李济深部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而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主要有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和陈铭枢，陈还兼任武汉卫戍司令。在武汉政权的联共反蒋斗争中，唐、邓、张三人都服从武汉中央，唯有陈铭枢倾向蒋介石。他在回忆录中曾记下当时的心态：“在反蒋浪潮中，我对蒋介石虽有不满之处，但一考虑到全局和前途，我就是不愿公开附和反蒋。此外，我对当时中共领导下的工农运动，也认为越轨过火。”① 为此，陈铭枢放弃武汉卫戍司令之职，只身投奔南京，出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吴稚晖，但不到部，实际由陈负全责)。
    1927年8月，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陈铭枢也随之辞职出洋。陈铭枢的基本部队第十师虽参加了南昌起义，但不久即由蔡廷锴率领脱离中共起义部队，南下福州，重建十一军。陈铭枢得知后立即由日本回国，重掌军队，仍归李济深统率，并联合桂系黄绍竑部击败了返粤争夺地盘的张发奎的第四军。此后，李济深升任第八路军总指挥，下辖陈济棠第四军、徐景唐第五军和陈铭枢的十一军。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在动武之前，先通过吴稚晖将李济深骗到南京，扣押于汤山。正如陈公博所言“桂系的大本营在两广，而两广的主力又在广东”。② 李济深(原籍广西)被时人视为新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参加国民党的介绍人就是李济深。③ 李济深当时拥有的武装主要是陈铭枢、陈济棠两支军队。陈铭枢自北伐以来一直同蒋关系密切，而陈济棠则是依靠此时亲蒋的胡汉民、古应芬的提拔才有今日，因此对胡、古等人言听计从。当时粤省军政要员多为李的亲信，对此深表不满，纷电中央质问。蒋介石利用胡汉民、古应芬等粤籍元老，暗中同陈济棠疏通，“嘱其保境安民，勿预战乱”。于是，陈济棠通电中央表示：“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④ 陈济棠的转变，使桂系失去了凭藉，加速了桂系的军事崩溃。此后，二陈联合一致协助蒋介石打退张(发奎)桂联军的反抗。战后，为了奖赏两人的忠诚，蒋介石分别任命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主持省政，而由陈济棠接任李济深的第八路军总指挥一职(支持李济深的徐景唐部大都被陈济棠接收)。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这一布置，很大程度上对二陈带有相互牵制的作用。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陈铭枢立即致电蒋介石表示忠心，并称：所部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已作好准备，随时可听候调遣”。不久，张桂联军乘机再起反蒋，直入湖南，企图出武汉与冯玉祥、阎锡山相策应。当时武汉空虚，南京震动。蒋介石急调陈铭枢部出韶关抗击。结果，张发奎部几乎全军覆灭；黄绍竑、白崇禧的桂军也被迫退回广西。湖南战事刚一结束，蒋光鼐、蔡廷锴部即南下津浦线与晋系阎锡山作战，出奇兵克济南，扭转了蒋介石军事上的败局。随后蒋、蔡两师又调往平汉线，再与西北军冯玉祥作战，大获全胜。⑤ 为了表彰陈铭枢部的战功，蒋介石将陈部十一军扩编为第十九路军，任命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并犒赏全军一百万元酬赏。⑥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往江西剿共。而此时拥有广东军权的陈济棠同主持省政的陈铭枢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陈济棠借口仍要对付广西李、白残部，不断扩充实力。而陈铭枢则以省政府名义组建“保安队四团，分驻各县负地方绥靖之责”。陈铭枢对陈济棠“总揽军权，且不断扩充实力，野心勃勃，因此更加不满其所为”。⑦
    对于二陈之间的矛盾，蒋介石最初是偏向陈济棠的。这主要是由于广西善后事宜未了，蒋还要利用陈济棠对付逃往广西的李宗仁。为此，蒋多次致电陈铭枢，劝其“忍辱负重”。1931年2月初，当蒋介石与胡汉民矛盾爆发之际，蒋还力图调解陈铭枢同亲胡的陈济棠之间的矛盾，电劝陈铭枢：
    为国惟有相忍，不可泄一朝之忿，以忌所负责之大。内部事终有妥商办法，好在伯南(陈济棠)极明事理也。共匪未清，隐忧尚多，务请忍辱负重为要。⑧
    15日，蒋介石再电陈铭枢，主动表示愿居间调解二陈的误会：
    私事固不可发愤，公事更应相忍。此时当无万难隐忍之事。如为军费，则可平心讨论，由中(蒋自称)居间公评；若为党事，则可直告以兄之意，当由中设法斡旋。诸事可由中正负责，任怨勿辞，无须兄自受过为难也。兄意究何？请详复办法或即派最亲信者来京面详。俾中有所裁择也。⑨
    蒋介石此时对陈济棠的态度则明显不同。同样是为了钱，蒋对陈铭枢用的是一个“拖”字，对陈济棠要求则迅速满足。2月14日，蒋介石请在广州的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转告：“伯南欠饷允另发公债……请勿念。”⑩ 当陈济棠复电称“军费困难”时，立即痛快地表示：“由财部昨直接汇去七十五万元，由特派员转交外，并于日内再凑二三十万元交兄带去。”(11) 蒋介石在用人时，出手总是相当大方，这也同他控制着国家财政关系密切。相对充足的资源，为他对付异己、打击地方实力派的反抗，提供了其他派系根本无法拥有的便利条件。

    二

    中原大战胜利后，蒋介石击败国民党内几乎所有敢于公开同他对抗的军事集团。为了进一步加强自身的统治，他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当时盛传，蒋先生将利用约法，出任总统。”(12) 这件事却引起一向支持南京政府的胡汉民的强烈反对，蒋胡矛盾逐步尖锐。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将胡汉民扣压于南京汤山，手段同扣李济深如出一辙。胡被扣后，蒋仍希望二陈能同当年扣李一样，继续效忠中央。3月1日，蒋即电黄居素转告陈铭枢，解释事件原委：
    国民会议约法案与庇护廖案嫌疑犯事，中央对胡展堂(胡汉民)同志已提弹劾。中正在负责调解。刻胡已自动辞职，中央当可照准。中对此事力主勿使扩大。请转告真如兄亦照此进行。(13)
    最初，陈铭枢的态度是相当暧昧的。自1927年宁汉分裂后，陈铭枢在政治上一直追随蒋介石，而同胡汉民等粤派元老的关系远不如陈济棠密切。特别是陈济棠掌握广东军权后，每当二陈出现矛盾时，元老派明显袒护陈济棠。因此陈铭枢对广东胡派势力极其不满，他曾回忆说：
    其时，最使我伤脑筋的倒是留在广东的胡派人物。自张发奎、黄琪翔在广东失势后，汪(精卫)派在粤已无立足余地。胡(汉民)派在粤势力最雄厚，党政军各界都有。其代表人物为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林云陔、李文范、刘芦隐、胡毅生(胡之胞弟)等人，都以国民党元老自居，奉胡汉民为正统。(14)
    因此，当他最初得知胡汉民被扣消息后，完全站在蒋的立场上密电蒋介石表示：“京政情变动，诸要员似不可离京。哲生(孙科)准七日来粤，请止之。”(15) 蒋立即复电赞同：“中央要员一致团结，对展堂辞职皆以为理应如此也。哲生暂准不回粤也。”(16) 同时，蒋介石命令下关戒严，限制党内要人擅自离京。据孙科的亲信马超俊回忆：3月2日(即陈铭枢致蒋电当日)中常会“散会后，我返训练部，当时秘书史维焕向我报告：‘下关现已戒严，凡自京乘车赴沪者，须受检查。据闻孙哲生与部长，非有主席手令，不准离京’”。(17)
    此时，尽管陈铭枢同广东胡派元老派不合，与陈济棠矛盾加剧，但在形势尚未明朗之前，他还不愿公开同粤方分裂。为此，他同陈济棠3月7日联名电蒋表示：“连日报载展堂先生病剧，又言汤山距城稍远，医药不便，将迁私第疗养。现已否迁移，甚为悬念。”(18) 这封电报实际上是二陈在道义上对胡汉民的支持。因此，最初主导粤方反蒋的胡汉民亲信古应芬等人还是积极争取陈铭枢参加，古应芬并表示愿以陈铭枢为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蒋政权对抗。而当时论地位、论资历，陈铭枢都在陈济棠之上，所以陈铭枢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任由古应芬四处联络，自己则借口视察地方暂时离开省城广州。(19)
    据陈公博观察：“广东的省政府主席陈真如(铭枢)是蒋(介石)先生拿得稳的，而总指挥的陈伯南则非靠胡先生和古襄芹(应芬)先生，不容易拉住他替蒋先生卖力。”(20) 因此，当蒋介石得知陈铭枢外出视察，任由古应芬等人四处活动后，立即致电陈铭枢速返广州：“近因真兄离省视察，反动派又大造谣言。请真兄暂回省城，以待国民会议后再行视察可也。”(21) 4月27日，蒋介石再电陈铭枢，要求其“留粤镇摄，不必来京参加中央委员全体临时会议”。(22) 同时，为了保证国民会议顺利制订并通过约法，蒋特意电陈询问：“粤省国议代表选出分子，是否纯粹能受兄指导，其各人关系请告大略。”(23) 此前，蒋还致电二陈表示：“改组派近日皆纷纷离津赴港，并声言两广已有把握于国民会议前发动等语，请兄等特别注意。”(24)
    联合汪精卫反蒋，这是陈铭枢一时不能接受的事实。当他得知古应芬等人暗中联络汪精卫几乎成为事实之后，更加引起了他的动摇。(25)
    陈铭枢同汪精卫之间的矛盾始于宁汉对峙时期。陈铭枢由武汉逃到南京，出任政治部副主任后，第一个提出打倒汪精卫的口号。此后数年他一直助蒋打汪(汪在军事上的主要依靠就是张发奎部)。最初，当陈铭枢得知粤方有联汪意图时，曾竭力反对，想以此“挽回局势，但古、陈等已与汪精卫拉拢，情况极为复杂，且已到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这与我(指陈铭枢)的初衷不合，故即悄然离开了广州”。(26) 陈铭枢的亲信许锡清对陈氏当时的心境及出走的影响曾有一段颇为精彩的评论：
    这次陈铭枢出走，在他的内心是恐汪，在主观上是表示不拥蒋，但在行动上则表明了在广州受着陈济棠、古应芬等反蒋压力而出走的。也就是说，他这次出走在客观上又是一种拥蒋的表现。他出走是冲动的，仓促的，不仅远在江西的十九路军的领导将领事先不知，就是近在广州他的保安部队将领也不得而知。(27)
    陈铭枢的出走，使古应芬、陈济棠等人也同感愕然。第二天陈济棠即派哥哥陈维周追到香港劝他回广州。但陈铭枢表示既离开了广州就不可能再回去，并流露出对古应芬的不满。(28)
    正如许锡清所言，陈铭枢的出走“客观上又是一种拥蒋的表现”。29日一早，陈铭枢抵港后立即主动致电蒋介石表示：“两月以来苦心消弭祸乱，不图事至于此，惟有离粤以明真相，冀可挽回危局已。”(29) 有趣的是陈铭枢到香港后直接住进了黄绍竑的寓所。(30) 而此时的黄绍竑已同桂系分裂，接受了蒋介石委任的广西善后督办一职，随时准备李宗仁、白崇禧出洋后，入广西收拾残局。而蒋介石得知陈铭枢出走的消息后，心中也为之一安。他在当天日记中记道：
    真如既到港，则公私皆为转危为安。盖已表示其粤中内部之不一致。则伯南当亦不能附和叛逆也。(31)
    于是，蒋一面密电陈铭枢：“请兄暂留香港，忠告伯南，俾其临崖勒马。”(32)“如其为权利或为中央不信任故计，则兄可推其代主省政，而兄自来京就军政或实业一部之职，先安其心，以挽党国之危局。”(33) 一面电陈济棠表示：“真如兄既离省，不必招其急回，以免外人造谣多着痕迹。请兄先将通电代列其名，共同发出，则外谣立止。真如即有误会亦可解释也。通电似因简单明了，不必冗长也。”(34)
    陈铭枢接蒋介石电后，立即复电建议道：“出京来粤之同志，应即召其回京，即可挽救危局。枢于今晨抵港，决计远游，粤事请任伯南继任，以全公私。”(35) 陈铭枢此电主要是针对滞留广州不归、策划此次反蒋的核心人物古应芬。蒋立即接受陈的建议，4月30日密电尚未公开反蒋的陈济棠：
    中(蒋自称)意真如既不愿回粤，当成全其志，故不必强留，拟即内调长“军政”或“训练”之一部，决于星二国务会议。……务希力促勷(指古应芬)离粤来京，不惟于公有益，而且于私为避嫌之地，亦应如此。爱人以德，应为大体与党国着想，不可为一二人之私情而置党国历史于不顾也。(36)
    然而就在这一天，古应芬联合林森、萧佛成、邓泽如，在广州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公开发表弹劾蒋介石通电。古应芬等人此时可以依靠的主要武装力量就是陈济棠。但蒋介石对陈济棠还没有最后死心，仍想说服陈脱离古应芬的反蒋计划。第二天，蒋再电陈济棠表示：“此时挽救危亡之道，只在兄不为邪说所动，毅然拥护中央，以保党国一线之生机。”(37) 同时电陈铭枢，请其继续努力调解：
    兄暂勿来京之意甚是，请即在港设法以图补救。刻接邓泽如、林森、古应芬、萧佛成四监委通电，而未列入伯南等之名，其后当另有续电响应也。好在伯南未列名，请兄再告其公私是非与利害之别，勿为少数政客之故，以乱党国之大谋。且挽救危亡之道，亦只有伯南不附和邪说，毅然拥护中央，以挽狂澜而定国基也。(38)
    陈铭枢接蒋电后马上复电表示：“广州已发出弹劾通电，此必古等见伯南动摇为先发制人之计。闻附和该电续有省市党部，最后乃为伯南。”(39) 但蒋此时还不肯死心，试图做最后的努力，并指示何应钦：“对伯南来电，仍以正言善导复之，使其悔悟时有斡旋余地也。如其果能临崖勒马，则粤政真如本已力辞，当委其继任也。”(40)
    事态发展正如陈铭枢所料，5月3日，陈济棠率第八路军全体将领通电反蒋，这才彻底浇灭了蒋介石的希望。当晚，蒋获知陈济棠已抽调驻桂军队集中韶关后才无奈地承认：“乃知粤事已绝望矣。”(41) 而此时的粤方也还抱着一个希望，就是仍想劝说陈铭枢回粤参与反蒋阵营。为此，陈济棠再派李文范、陈策赴港劝说。但据陈铭枢左右云“陈绝不出此一说”。(42)

    三
    

    此时，忠于陈铭枢的十九路军正在江西“剿共”，距广东省境最近，它的动向至为关键。蒋光鼐、蔡廷锴得知胡汉民被囚的消息后，因“远处赤区，究不知弄何把戏，置之不理，暂亦不表示态度”。(43) 自陈铭枢出走香港后，宁粤双方都把焦点集中于十九路军身上。
    4月29日，当蒋介石“闻伯南派何犖以劳军为名来赣说项”的消息后，立即致电蒋光鼐、蔡廷锴：“请兄等注意……如伯南果有其事，请兄严词峻拒，则逆谋不难消灭，党国前途即可转危为安。”(44) 为安蒋、蔡军心，蒋介石还请何应钦及时转告：“第十九路军饷项如粤方不解，则自五月份起全由中央发给。请兄等专心剿匪，勿必分心，免致功亏一篑也。”(45) 此时，十九路军的军费仍由粤方按月供给，其后方司令部，尚照常存在。蒋光鼐、蔡廷锴两人同陈济棠感情尚佳，惟“对联桂则颇多微词，与张发奎部，感情最恶”。(46)
    每当出现危机时，蒋介石为了分化对手，向来不惜财力。蒋介石收到四监委弹劾电后，充分意识到稳住十九路军的作用，因此一改过去拖延军费的态度，第二天即电陈铭枢表示：“蒋、蔡之部已先发其本月饷五十万元。”电报原稿中最初写的数额是“卅”万元，后改为“五十”万元，不知是蒋笔误，还是有意又增加了20万。(47) 第二天，蒋介石再电蒋光鼐表示：“贵路军五月份饷项五十万元即日汇到南昌行营，请兄派员在南昌领取，不足之数补发可也，弹药应否补充，盼复。”(48) 尽管此时粤方并没有断绝十九路军军饷，但处理这类问题，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拖泥带水、讨价还价的，而且他所付出的往往会超过对方原有的期待值。6日，蒋介石再电蔡廷锴主动表示：“前电本定先换新枪五百杆，兄处既需急用，准提前发一千杆，并发弹廿万颗，解交南昌行营转发。”(49)
    在稳住十九路军的同时，蒋介石尽全力争取陈铭枢的支持。5月2日密电陈表示“事既绝望，则兄无在港之必要，请速约同季宽(黄绍竑)兄入京，以筹划进行。”(50) 3日，再电陈铭枢：“兄如不便入京，则请先来沪与中相晤后，再定行止，万勿即行出洋。”(51)
    出人意料的是陈铭枢离港后，并没有直接去南京投蒋，而是去了日本。陈铭枢的亲信刘叔模对此曾评论道：“因为他这次离开广州，不肯参加非常会议，已经得罪了广东人，而他又不肯，也不敢过分得罪广东人的，因此故意作出姿态来，以挽回广东人的观感。”(52) 从陈铭枢出走香港后致蒋光鼐的一封电报中，颇能反映出陈氏的此种心态。陈电嘱蒋光鼐“非至万不得已”，对粤方“总以免决裂为上策。伯南政治全无立场，恐不免投汪之帜下，张桂乘机得志，可虑在此耳。”“伯南恐弟在港主持兄部与抗，兹决于庚(8)日东渡，以免迁怨。”(53)
    陈铭枢临行前，还曾秘密拜访蒋介石派驻香港的代表欧阳驹。据欧阳驹报告：“真如拟到日本考察，到后绝无秘密。彼意此时为大局计，不必谒见。”陈铭枢并提醒欧阳驹：“粤乱可虑在汪耳，料伯南必投汪。闻汪有将赴粤组织军委会消息。”(54) 陈氏临行前还指派孙希文晋京向蒋报告一切。(55) 蒋介石得欧阳驹的报告后立即复电指示：“汪之香港住址请速探密告港政府，必可下驱逐令也。近日粤港要闻及重要每日电告。”(56)
    此时，粤方也在极力拉拢十九路军，陈济棠派香翰屏赴江西，希望说服蒋光鼐、蔡廷锴支持粤方反蒋。蒋介石得到消息后即电蒋光鼐表示：
    陈伯南将派李扬敬或香翰屏来赣说项。如其果来时，请兄照龙云与何敬之(何应钦)等通电严词驳斥，令伯南觉悟。如其果有悔过之意，则准其自动辞职，且可由其自荐一人，以接八路总指挥事。否则即由中央免其总指挥职，而以香墨林(香翰屏)继任。至省主席于真如兄未回任之前，暂由许崇清代理。如此则可免除战争……而伯南亦不致陷于叛逆之列。(57)
    此时，陈济棠为了巩固自己的后方，趁陈铭枢赴日本期间，先后动用海陆空军围缴原陈铭枢组建的省保安队，分别将驻扎广州、惠州、黄埔、琼州的保安队数千人全部缴械。(58) 此举一度引起十九路军将领的极大不满，据蔡廷锴回忆：
    时粤既驱逐陈铭枢，复围缴省保安队枪械，一面却派香翰屏为代表，欲与我军联络，此种矛盾举动，诚难使我军同情。香君与我在私人友谊上，确甚密切，但我不能因私而有所偏袒……及抵兴国，即同往晤蒋(光鼐)总指挥，公开谈判，商讨两日，均无结果。当时我虽不知蒋、戴(戟)心里如何决定，但我始终表示反对内争，投粤更属不能。香君不得要领，知无可联络，旋归去。当时大局如是，我们均心灰意冷，对于剿赤任务，亦只得放弃。我与蒋总指挥即决心回师赣州，静观时局之演变。(59)
    尽管十九路军表面上决定“回师赣州”，“静观时局之演变”，实际上在他们内心深处存有强烈的无所适从感。而蒋介石对十九路军的去向也是担忧之至。5月26日，蒋介石截获蒋光鼐致陈济棠电后，曾自叹道：“哲生(孙科)、憬然(蒋光鼐)皆中反叛者之毒计矣。岂人心真已死乎？”(60) 第二天，当他得到蒋光鼐、蔡廷锴来电时，又不禁喜曰：“蒋、蔡尚知大体(其来电价值千金矣——原注)。”(61) 为此，蒋介石复电蒋光鼐指示今后方略：
    此时对伯南暂勿表示态度，应设法促其不疑，如能多保持一日常态，即于大局多得一日之益。如能得到下月饷糈更好。至友已起程回来。请兄或贤初(蔡廷锴)兄秘密来京面商一切。(62)
    同日，为了保证十九路军的侧翼安全，蒋还电何应钦，指示：
    吉安附近已闻炮声，是赤匪必犯吉安。中意第十九路应速移泰和、吉安附近，免失联络，致陷孤立之地位。且汪(精卫)与陈友仁到粤，其惟一外交政策为联俄，因之其不能不容共，虽不明显表露，亦必暗中收容。若十九路孤立赣南，则必腹背受敌，其势至危。中意令十九路迅速北移，待十八军到后与十九路合为一路，归憬然指挥。如此无论剿匪、回粤，皆有十分把握也。请与憬然兄详商即复。(63)
    但蒋光鼐同何应钦会商时态度十分消极。6月3日，蒋介石“得蒋光鼐电”后，自叹曰：“憬然果有异心附逆乎？”(64) 为此，他急电何应钦：“接憬然兄致何部长电，不胜骇异。……请憬然兄切勿消极，务望主持一切，以安党国。”(65)
    蒋、蔡的无所适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老长官陈铭枢态度不明。为此，蔡廷锴曾直接致电蒋介石表示：“请转真如来赣，否则恐军心涣散。”(66) 同样，对蒋介石来讲，获得陈铭枢的支持也十分重要。自5月下旬以后，蒋介石几乎天天电催陈铭枢回国。24日蒋电陈云：“横滨。陈真如兄：梗(23日)电悉，请兄速回国运用。中正。”(67) 25日电云：“日本。陈真如兄勋鉴：电悉。诸事待兄到方能商决，请即速回。何日命驾，盼复。中正。”(68) 26日电云：“日本。陈真如兄勋鉴：有(25日)电悉，请兄与季宽兄提早回国。盼复。中正。”(69) 27日电云：“陈真如兄：感(27日)电悉，宥(26日)电意见与中主张全同，但惜情形复杂，非面商莫决也。请即回。盼复。”(70)
    蒋介石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正当十九路军无所适从之际，陈铭枢于6月初秘密返国。蒋介石获得他回国的确切消息后，立即要求陈的代表孙希文“速乘飞机赴赣，勿迟延。恐粤方来人太多，被其摇动”，并明确告知：“真定江(3)日回沪，请憬然或贤初(蔡廷锴)即密来京。”(71) 6月3日，蒋再电十九路军谓：“真如兄已到，即日来赣，请兄等勉为其难，诸事必有办法，当不使兄等为难也。”(72)
    6月4日，蒋介石独自研究战局时自叹道：“蒋、蔡之部队虽变，但其本人必不负真如。如真如来，必有把握，仍能指挥也。”“下午闻陈铭枢明日来京，又闻蒋、蔡有电欢迎陈氏赴赣”的消息后，蒋喜曰：“如此则可无虑也。”(73) 由此，可见蒋氏的焦虑心情。

    四

    当粤方获知陈铭枢返国消息后，也开始积极酝酿迎陈返省。最终因古应芬公开反对(74)，陈铭枢“即应蒋召入京”。据陈回忆：
    抵南京后，蒋见我欢喜异常，当天即将他悬而待决的腹案告我，即要我到江西重领十九路军，将部队集中吉安，并要我担任“剿赤”右翼军总司令官。他并对我说：“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不难看出，他要我到江西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图粤。(75)
    为了进一步拉拢陈铭枢，蒋还主动向陈表示愿结拜为异姓兄弟，此举却遭到陈的反对，陈当场向蒋表示：“总司令，你现在是国家元首，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只要你能开诚心、布公道，政策方针昭示得正确，自然是四海归心……倘若不然，单凭极少数人的恩情结合，将示人心不广，反杜塞了贤路。因为现在是民主时代，人人都在看你的所作所为来决定对你的向背。”(76) 蒋介石听了这段话后不仅不以为忤，还难得地在当天日记中自谦道：“真如规我在客观上注重与思想上领导，甚有理也。”(77)
    为了保证陈铭枢迅速有效地掌控十九路军，蒋介石于陈抵京前一日，即电何应钦指示：“真如兄拟二三日内来南昌，即飞赣州。请电蒋、蔡即在赣州速设水陆飞机场。”(78) 并电宋子文要求：“速电汇南昌五十万元交真如收，并请汇香港廿万元由陆文澜转交欧阳驹。”(79) 蒋介石要求宋子文汇给欧阳驹的20万元并没有说明用途，但蒋五天后曾电陈铭枢表示：“佳(9日)电已转惜白照办矣。”惜白，即欧阳驹。这20万元明显是因陈铭枢的要求而发。至于此款转交何人，用途如何？可惜在“蒋档”中并未寻见陈致蒋的“佳电”，暂时无从考证。但从中可以断定陈从蒋处获得了不小的财政支援。(80) 同时，蒋介石还允十九路军再扩充一师。(81)
    蒋光鼐、蔡廷锴得知陈铭枢回国消息后，对粤态度也立即明朗起来。6月4日，蔡廷锴致电蒋介石表示：“最近观察将士归粤心切，攻粤极有把握。”(82) 二天后，蒋、蔡联名致电粤方，表示：“本军亟须回粤休养，请让出潮梅防地”，并“对粤设施多不满，对古应芬尤指摘，陈济棠接电颇焦急。”(83)
    6月12日，陈铭枢到赣州重领部队后，立即通电拥护中央统一，并责问汪精卫等人：“试问蒋公即下野，公等以何术统一时局，弭消祸乱？”“又试问公等此时杂凑之内容与形势，以何术能求得本党之真正的民主政府之实现？”(84) 13日，陈铭枢再电陈济棠，要求：“一、古应芬交出政权；二、恢复保安队。”(85) 对此，粤方只好针锋相对，于18日下令广东省财政厅“停发十九路军饷月百二十万，令宪兵及公安局解散该路后方办事处及募兵处。”(86) 蒋光鼐、蔡廷锴得知消息后立即致电陈济棠，指责其“不应煮豆燃萁，甘为共匪张目”，并威胁道：“全军将士为义愤所激，环请回师靖乱，惟本人不忍糜烂桑梓，望善为自处。”(87)
    陈铭枢当时从广州出走时的心态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对蒋介石扣压胡汉民有不满之意，但同时他又因古应芬支持陈济棠、联络汪精卫，而自己力量没有陈济棠大，深感自己不可能在新一轮的政治格局中成为领袖人物，因此一时负气出走。陈铭枢自日本回国后，第三党领袖邓演达一度积极联络陈铭枢共同反蒋，并向陈表示：“反蒋的主要关键应从黄埔军内部着手，外面的力量只能作为一种辅助作用。”“蒋介石的黄埔系有五个师与他有联络，对山西阎锡山他也有办法。”(88)
    邓演达组织第三党时，曾介绍几个留学生在陈诚部下做事，“邓演达原来打算以陈诚的部队作为‘第三党’的实力基础，布置严密。”(89) 因此，邓信誓旦旦地对陈铭枢表示“陈诚是他的人”。据陈铭枢回忆：他同邓演达“计议好后，即同蔡元培联系，立得同意，他并派其秘书杨铨到吉安我军中密商。”陈铭枢的计划是“决定利用蒋要我出兵图粤的机会，另开局面……占领东港和闽南一带，然后推蔡元培领衔，我与择生(指邓演达)共同署名，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和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对宁粤双方则采武装调停办法，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整个局势。”“其时，我认为蔡元培有政治威望，择生有群众基础，我有军事力量，我三人合作计划实现，定可另开一新局面。”(90) 陈铭枢的表白即充分显示了他对宁粤双方的不满，也暴露出他个人的领袖欲望。
    陈铭枢的计划后因邓演达的被捕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而被迫中断。但蒋介石在得到陈铭枢的表面支持后，信心大增。6月12日，蒋在思考如何处理粤变时曾慨叹道：“每念粤事，阿斗(指孙科)病狂不胜愤激，夜难安眠。惟今日见真如通电……真如能如此颇足自慰。”(91) 此后，蒋对十九路军更是不惜本钱，可谓“关怀倍至”。7月2日，蔡廷锴谒见蒋介石后，蒋在内心中对蔡赞道：“是人可以国士待之，以其为良心中之人也。”(92) 当蒋得知蒋光鼐因病赴沪就医的消息，即电宋子文告以：“蒋憬然兄在沪病况如何至深悬念。请兄代为问视，并送医药费一万元为盼。”(93) 粤方停发十九路军军饷后，蒋再电宋子文：“增加十九路之五十万元，此月请仍由财部筹发，经费虽困难不可减少也。”(94)
    7月中旬，陈铭枢将十九路军集中吉安，准备图粤。同时，蒋介石还将自己的嫡系陈诚、卫立煌、上官云相、郝梦龄、赵观涛等部拨归陈铭枢节制。(95) 于此同时，粤方也不断加强武装反蒋的准备。9月1日，粤方下总动员令，出师讨蒋。(96) 针对粤方的军事行动，蒋介石急令在江西“剿共”的各军“除以一部就地监视匪军外，其余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集结，准备讨逆。”(97) 13日，蒋在南京首次公开宣称粤方为“叛军”，并表示“此一战是我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关头。”(98) 9月中旬，“中央大军亦准备完成”，蒋介石即命陈铭枢部“向粤桂推进”。(99) 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暗下决心：“对粤决令第十九路军先占潮汕，第十八军集中赣南。”(100)
    就在这天晚上，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面对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声，宁粤双方被迫走向和解，在上海召开和谈会议以结束武装对峙。

    五
    

    宁粤和解期间，陈铭枢的粤籍身份自然成为宁方和谈的最佳代表。粤方甚至提出宁粤上海和谈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任命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并将以粤人为主的“十九路军调宁后，粤代表方北上；俟在沪商有头绪，粤委始赴京”。(101) 此后，在陈铭枢的协助下，蒋介石成功地拆散了粤方内部的团结，并将粤方重要人物孙科和汪精卫从粤阵营中分化出来。(102) 陈铭枢也因调解宁粤有功，出任新成立的孙科内阁行政院副院长，达到他个人在民国政坛上的最高峰。
    伴随着不久后的蒋汪合流，汪精卫很快取代了孙科行政院长的职位，陈铭枢的副院长也改为宋子文，仅获交通部长一职，留在汪内阁中。南京中央政权有了地位更高的粤人汪精卫后，陈铭枢所能起的作用自然下降。(103) 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十九路军结束淞沪抗战后，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就在十九路军起程的同时，陈铭枢辞职出国。此后，陈铭枢开始由拥蒋转变为反蒋，最终爆发了1933年的福建事变。
    陈铭枢领导的福建反蒋事变最终失败的原因众多，但他在宁粤对峙期间拥蒋反粤，以及此前长期帮助蒋介石打击桂系，自然引起两广势力的不满。正因为有此前嫌，尽管宁粤对峙后以胡汉民为首的两广地方势力仍然不放弃反蒋，但在福建事变中并没有给予陈铭枢以有利支持。笔者今后当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注释：
    
    ①《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②汪瑞炯、李鄂、赵令扬编注，陈公博著：《苦笑录》，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版，第190页。
    ③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7年版，第204页。
    ④1929年3月31日南京《中央日报》。
    ⑤《陈铭枢回忆录》，第66—67页。
    ⑥《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
    ⑦《陈铭枢回忆录》，第65—66页。
    ⑧《蒋中正电陈铭枢以共匪未靖隐忧尚多请相忍为国并询邓铿后人见复》(1931年2月)，见《筹笔》第55册，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毛笔原件，以下简称“蒋档”，档案号03—2301。
    ⑨《蒋中正电陈铭枢愿居间公评斡旋军费与党事希派亲信来京面详》(1931年2月15日)，见《筹笔》第55册，“蒋档”，档案号03—2308。
    ⑩《蒋中正电古应芬中央允代陈济棠解决欠饷与公债并询戴传贤归期》(1931年2月14日)，见《筹笔》第55册，“蒋档”，档案号03—2306。
    (11)《蒋中正电张难先转陈济棠询抵沪日以托其携款至穗济军费》(1931年2月15日)，见《筹笔》第55册，“蒋档”，档案号03—2310。
    (12)《李宗仁回忆录》，第417页。
    (13)《蒋主席致黄居素三月东电》(1931年3月1日)，见“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
    (14)《陈铭枢回忆录》，第67页。
    (15)《陈主席铬枢呈蒋主席三月冬电》(1931年3月2日)，见“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
    (16)《“陈主席铬枢呈蒋主席三月冬电”之批示》(1931年3月2日)，见“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蒋中正电陈铭枢准其意进行》(1931年3月3日)，见《筹笔》第55册，“蒋档”，档案号03—2319。
    (17)郭廷以、王聿均、刘凤翰：《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版，第146页。蒋介石在日记中还曾为自己当初没能坚持阻止孙科南行自责道：“孙哲生夫妻辞行时，如能察言观色，留其在京，则其祸或亦可止。是皆余大意疏忽之咎，不能不自责者也。”见“蒋档”《事略稿本》，1931年6月10日。
    (18)《陈铭枢陈济棠呈蒋主席三月阳电》(1931年3月日)，见“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
    (19)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48—50页。
    (20)陈公博：《苦笑录》，第190页。
    (21)《蒋中正电陈铭枢因反动派造谣请陈铭枢暂回省城待国民会议后再视察》(1931年4月18日)，见《筹笔》第56册，“蒋档”，档案号03—2385。
    (22)《蒋中正致陈铭枢电》(1931年4月27日)，见“蒋档”《事略稿本》。
    (23)《蒋中正电询陈铭枢粤省国议代表能否受其指导并从速来京》(1931年4月27日)，见《筹笔》第56册，“蒋档”，档案号03—2399。
    (24)《蒋主席致陈铭枢陈济棠四月删电》(1931年4月15日)，见“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
    (25)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见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编者1965年印行，第102—103页。
    (26)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50页。
    (27)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第103页。
    (28)《陈铭枢离省后之粤局》，1931年5月1日香港《华字日报》，第1张第3页。
    (29)转引自《蒋主席致何应钦等四月艳电》(1931年4月29日)，见“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
    (30)《粤中忽有种种传说》，天津《国闻周报》第8卷第17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1931年5月4日。
    (31)《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29日)，见“蒋档”《事略稿本》。
    (32)《蒋主席致陈铭枢四月艳电》(1931年4月29日)，见“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
    (33)《蒋主席致陈铭枢四月艳电》(1931年4月29日)，见“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
    (34)《蒋中正电陈济棠不必急召陈铭枢回省先将通电代列其名谣言立止》(1931年4月29日)，见《筹笔》第56册，“蒋档”，档案号03—2410。
    (35)转引自《蒋主席致陈总指挥四月卅电》(1931年4月30日)，见“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
    (36)《蒋主席致陈总指挥四月卅电》(1931年4月30日)，见“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
    (37)《蒋主席致陈济棠五月东电》(1931年5月1日)，见“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
    (38)《蒋中正电陈铭枢在港设法补救并告陈济棠不附邪说拥护中央》(1931年5月1日)，见《筹笔》第56册，“蒋档”，档案号03—2418。
    (39)《陈铭枢致蒋主席五月东电》(1931年5月1日)，见“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
    (40)《蒋中正电何应钦正言善导陈济棠若其悔悟则粤政当委其继任》(1931年5月2日)。见《筹笔》第56册，“蒋档”，档案号03—2425。
    (41)《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3日，见“蒋档”《事略稿本》。
    (42)《天津冬日特讯》(1931年5月2日)，见《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以下简称“阎档”)，微缩胶卷，48/1164。
    (43)《蔡廷锴自述》，第240页。
    (44)《蒋主席致蒋光鼐蔡廷锴四月艳电》(1931年4月29日)，见“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
    (45)《蒋主席致何应钦等四月艳电》(1931年4月29日)，见“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蒋中正致何应钦并转蒋光鼐蔡廷锴艳申电》(1931年4月29日)，见《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2072。
    (46)《粤传蒋蔡先发部队昨迫南雄》，1931年6月19日天津《大公报》，第1张第3版。
    (47)《蒋中正电陈铭枢在港设法补救并告陈济棠不附邪说拥护中央》(1931年5月1日)，见《筹笔》第56册，“蒋档”，档案号03—2418。
    (48)《蒋中正电蒋光鼐派员至南昌行营领取该军五月份饷五十万元》(1931年5月2日)，见《筹笔》第56册，“蒋档”，档案号03—2428。
    (49)《蒋介石致蔡廷锴电》(1931年5月6日)，见“蒋档”《事略稿本》。
    (50)《蒋中正电陈铭枢事既绝望速约黄绍竑入京以安蒋蔡各部之心》(1931年5月2日)，见《筹笔》第56册，“蒋档”，档案号03—2423。
    (51)《蒋主席致陈铭枢五月江电》(1931年5月3日)，见“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
    (52)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见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9页。
    (53)《香港陈铭枢致赣州蒋光鼐鱼未电》(1931年5月6日)，见《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2145。
    (54)《欧阳驹呈蒋主席五月庚电》(1931年5月8日)，见“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
    (55)《南京王式辉致南丰朱绍良寒电》(1931年5月1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2223。
    (56)《蒋中正电告欧阳驹速探汪兆铭香港住址并每日电告粤港要闻》(1931年5月12日)，见《筹笔》第56册，“蒋档”，档案号03—2439。
    (57)《蒋主席致蒋光鼐五月寒电》(1931年5月14日)，见“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
    (58)《国议闭幕后之广东问题》，1931年5月19日《大公报》，第1张第3版。
    (59)《蔡廷锴自传》，第241页。
    (60)《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6日，见“蒋档”《困勉记》卷18。
    (61)《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7日，见“蒋档”《事略稿本》。
    (62)《蒋中正电蒋光鼐对陈济棠暂勿表态并设法使其不疑来京面商》(1931年5月27日)，见《筹笔》第56册，“蒋档”，档案号03—2457。
    (63)《蒋主席致何应钦五月沁电》(1931年5月27日)，见“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
    (64)《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3日，见“蒋档”《困勉记》卷18。
    (65)《蒋中正电何应钦等陈铭枢来赣面谈仍请蒋光鼐主持一切》(1931年6月3日)，见《筹笔》第57册，“蒋档”，档案号04—0023。
    (66)《蔡廷锴呈蒋主席六月支电》(1931年6月4日)，见“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
    (67)详见：《蒋中正电陈铭枢速回国运用》(1931年5月24日)，见《筹笔》第56册，“蒋档”，档案号03—2452。
    (68)《蒋中正电陈铭枢诸事待商速回国》(1931年5月25日)，见《筹笔》第56册，“蒋档”，档案号03—2453。
    (69)《蒋中正电陈铭枢黄绍竑提早回国》(1931年5月26日)，见《筹笔》第56册，“蒋档”，档案号03—2455。
    (70)《蒋中正电陈铭枢彼此意见相同因情形复杂非面商莫决请即回国》(1931年5月27日)，见《筹笔》第56册，“蒋档”，档案号003—2456。
    (71)《蒋中正电孙希文速飞赣并请蒋光鼐蔡廷锴密来京》(1931年5月31日)，见《筹笔》第56册，“蒋档”，档案号，03—2464。
    (72)《蒋中正电蒋光鼐等陈铭枢即日来赣请其勉为其难诸事必有办法解决》(1931年6月3日)，见《筹笔》第57册，“蒋档”，档案号04—0024。
    (73)“蒋档”《事略稿本》，1931年6月4日。
    (74)《广东酝酿迎陈铭枢》，1931年6月8日《大公报》，第1张第3版。
    (75)《陈铭枢回忆录》，第70页。
    (76)《陈铭枢回忆录》，第71页。
    (77)《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4日，见“蒋档”《事略稿本》。
    (78)《蒋中正电何应钦谓陈铭枢即飞赣州请电蒋光鼐等在赣速设水陆飞机场》(1931年6月4日)，见《筹笔》第57册，“蒋档”，档案号04—0030。
    (79)《蒋中正电宋子文速汇南昌陈铭枢五十万元香港欧阳驹二十万元》(1931年6月5日)，见《筹笔》第57册，“蒋档”，档案号04—0035。
    (80)《蒋中正电陈铭枢来电已转欧阳驹照办》(1931年6月10日)，见《筹笔》第57册，“蒋档”，档案号04—0047。
    (81)《蔡廷锴自述》，第242页。
    (82)《蔡廷锴呈蒋主席六月支电》(1931年6月4日)，见“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
    (83)1931年6月10《大公报》，第1张第3版。
    (84)《陈铭枢电汪精卫等》，1931年6月14日《中央日报》，第1张第3版。
    (85)《张继到京报告粤事》，1931年6月15日《大公报》，第1张第3版。
    (86)《陈济棠停发蒋蔡两师月饷》，1931年6月19日《大公报》第1张第3版；《十九路人员离粤》，1931年6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张第3版。
    (87)《广东局势混沌》，《国闻周报》第8卷第25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5页，1931年6月29日。
    (88)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第105页。
    (89)杜伟：《我所知道的陈诚》，《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43页。
    (90)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55页。
    (91)《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2日，见“蒋档”《事略稿本》。
    (92)《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2日，见“蒋档”《事略稿本》。
    (93)《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31年7月25日)，见“蒋档”《事略稿本》。
    (94)《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31年7月13日)，见“蒋档”《事略稿本》。
    (95)《陈铭枢回忆录》，第72页。
    (96)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71页。
    (97)何应钦将军九五记事长编编辑委员会：《何应钦将军九五记事长编》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62页。
    (98)《蒋主席昨在中央纪念周报告》，1931年9月15日《大公报》，第1张第3版。
    (99)《蔡廷锴自述》，第254页。
    (100)《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8日，见“蒋档”《困勉记》卷19。
    (101)《京粤和议颇乐观》，《国闻周报》，第8卷第40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5页，1931年10月12日。
    (102)参见拙著：《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与再起》，《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
    (103)参见拙著：《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责任编辑：楚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