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崇 

           [英文标题]A Review on the Five Ministers’ Going Abroad and Making an Investig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作者简介]潘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各个时期的各类论著在论述中国近代史时，大多对其有所提及。笔者以时间顺序梳理各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并予以总结，以期推进该项研究的深入。
        一、1949年以前
        1949年以前，国内虽然没有关于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专门研究，但是相关论著研究已经开始重视该事件，主要见于法制史、政治史的著作。这些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将此次考察视为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一个步骤，注意其与“仿行宪政”上谕之间的关联，而将出洋过程一笔带过。
        杨幼炯将该事件视为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重要步骤，正是由于端方、载泽回国后的条陈，“清廷预备立宪之议遂决”。①李剑农指出，日俄战争引发了政府官员对立宪政治的倡导，推动了中国实行立宪政治的进程，最终促成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的决策，“这是（清政府）表示要立宪的意思”，而“吴樾的炸弹，便是国民不承认满清伪立宪的表证”。②吴经熊指出清政府鉴于“当时的人都相信‘立宪’是强国的不二法门”，“慈禧与王公大臣商定粉饰立宪之策”，该策即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③
        二、1949年至1980年代初
    
        据笔者所见，1952年孙任以都发表的《1905～1906年的中国宪政考察团》一文是最早较为全面地论述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整体研究。文章从国内、国外两方面指陈清政府派遣考察团的原因：从国内来说，在抵制美货运动、革命派的兴起等刺激下，民族日益觉醒；从国外来说，日俄战争的影响以及险恶的国际环境促使人们相信只有实行立宪政体才可以使中国获得更多的尊重。通过对五大臣身份的介绍，文章认为：“五大臣中，只有李盛铎曾经与国外有过直接的接触”，“但是这并不能说他得到的关于‘现代化’的认知能够与那个时代相匹配”。接着该文分析了两路考察团考察办法的异同：戴鸿慈一路，每个随员都有明确搜集哪方面资料的任务。而载泽一路显然“提前做好了安排”，他们每到一地，往往有该国的专家等候接待。其相同之处在于都不仅仅将考察的范围限定于政治，而是多方涉猎。该文以《欧美政治要义》及《出使九国日记》为文本，探讨了考察团对宪政的体认。文章结论指出：“1905至1906年的考察团为处于窘境的清政府提供了临时解药，但是因此说它开启了北京政府转变为一个宪政帝国的钥匙，对比欧洲国家，这种观点则显得片面。……西方政治话语里的议会、责任内阁及其它名词，在汉族及满族的改革者眼里，全部被视作巩固统治的工具，并且一定要与传统的价值观和体制相适应，这就是他们理解中的宪政。政治改革需要具备像接受西方科技那样的求真精神，但同时又要尽力避免与旧秩序的冲突，国外宪政专家提出的良方被他们的传播者错误地理解了。宪政考察团表达的不仅仅是满族政权改革的努力，更展示了这个政权最终失败的原因。”④可以说，该文的不少观点为以后的研究所继承。
        沈云龙认为五大臣的派出是奕劻、瞿鸿禨暗斗的结果，“奕不满于瞿，请世昌商诸袁世凯，拟藉准备立宪为名，请派瞿出洋考察政治，瞿时兼外务部尚书，自不容推卸，实欲挤之出军机而后快，世凯亦以为然，遂由世昌于军机处提出此议”，瞿鸿禨知奕劻排己，以年老辞，徐世昌“为折中调和计，遂自请成行”。⑤
        这一时期，以“革命史”视角立论的著作，指陈五大臣出洋考察的虚伪性，吴樾由于谋炸五大臣成了他们笔下的主角。章开沅认为吴樾炸弹案“不啻是人民对清王朝假饰立宪骗局所发出的抗议”。其评价该考察团：“载泽们希望立宪所能招来的大利，实际上只有‘皇位永固’，‘内乱可弭’两大端，说穿了，就是要假饰立宪，以达到抵制革命，巩固其专制主义统治的目的。”⑥李新认为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只不过是做一个改革的姿态。然而由于总的内外形势所决定，清政府既已迈出了这一步，它也很难半途停止或翻然改辙”。⑦金冲及认为“吴樾的谋刺考察宪政五大臣行动是一个信号。它表明革命派和立宪派的矛盾冲突已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预示着革命和立宪之间的一场大论战是不可避免的了”。⑧将吴樾炸弹案视为革命与立宪矛盾冲突激化的标志，富有见地。
        唐宝林探讨了吴樾谋炸五大臣的策划经过，认为此次谋炸案并不是“吴樾个人行动，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军国民教育会’的有计划有组织的革命行动，直接参与策划的有著名的革命党人陈独秀、杨笃生和赵声等人”。作者指出：“吴樾的行动，对当时的革命运动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他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为了革命勇于自我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为后人所敬仰。”⑨
        廖圣雄所著博士论文《清末对立宪政体的寻求：初创阶段》，通过比较考察梁启超、张謇、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使团的宪政思想及活动，试图提供一个观察清末宪政运动的视角。该文认为梁启超、张謇及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使团分别为清末学者、士绅、官僚三种社会精英的代表，由于他们社会地位和知识背景的差异，其思想及实践活动各不相同，在政治近代化进程中充当了不同的角色，反映出中国立宪主义的不同及多个来源。作者指出：“虽然这些并没有使得满洲政府成为一个宪政政府，但是他们却间接地促成了共和国的建立。”⑩
        诺柏尔特·麦恩北从宪政理论的角度指出考察团所提供的各类报告“并非对各种立宪制度作一详细的分析，这即便对西方研究立宪政治的学者来说也是一项艰巨的、无止境的任务。当时要他们提供的只是一套供皇上选择的建议。因此，提建议的方式不宜得罪皇上，也是很自然的事”。该文同时认为：“严格说来，研究报告并非大臣亲自拟的，而是由若干特别挑选的下属拟的。尽管如此，它仍应视为戴、端二人之作。他们把报告上奏给皇上，对所陈事实和意见是承担责任的。”(11)
        赵秉忠较早对五大臣出洋考察进行了宏观评价：“出洋考察宪政对五大臣来说，在国外或许多少嗅到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的新鲜空气，但这决不会改变他们原有的阶级立场；即便说，他们当中的个别人，思想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有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认识，但在当时也只能是幻想。他们实际上不过充当了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中的工具而已。”(12)
        由于孙任以都文章的发表，这一时期为该项研究的奠基阶段。但是，受政治风气的影响，国内研究者侧重将行刺五大臣的吴樾作为研究重点，而对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研究则从略，且大多欠客观公正。
        三、1980年代中期至今
    
        随着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等书籍资料的整理出版，为进一步研究该事件提供了前提条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研究逐渐增多，集中于对该考察团来龙去脉的考察及其意义的探讨，一个明显的倾向是挖掘该事件的积极意义。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考察团的派出
        朱金元认为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是“统治阶级内部一批开明官僚直接敦促的结果”，“是国内民主革命潮流的不断高涨和立宪派积极呼吁的结果”，同时也是“帝国主义为了推行自己的侵华新政策的需要”。(13)这些论点大多为以后的研究所延续，但是最后一点逐渐淡化。(14)
        侯宜杰所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一书，着力探讨了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动因及其演变过程，作者发掘大量新资料，将此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他认为“策动地方和中央权要赞成立宪，派遣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主角为江浙的立宪派人士”。鉴于日俄战争，江浙立宪派提出遣使主张，以声明我国在东三省的主权地位。随着国内立宪呼声日益高涨，江浙立宪派的遣使目的发生了转变，演化为学习国外的立宪政体。他们极力联络清廷官员，最终使得清政府相当部分的官员提出遣使主张，促成了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决议。(15)
        沙培德强调了宪政专家梁启超对清政府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推动之功：“通常情况下，政府官员的主张与改革论者的主张是相接近的。许多官员曾经详细阅读过梁的著作，很明显，梁启超与具有领军地位的改革派官员端方有密切的接触，这并不令人吃惊。……梁启超数量众多的著作不仅仅代表着其本人独一无二的地位，更代表了初露端倪的精英意识。……1900至1905年间，梁启超致力于建设中国为宪政帝国的努力，1905至1906年，清政府基本上接受了他的主张。”(16)梁启超早在1901年就撰成《立宪法议》一文，提出自己关于实施预备立宪次第的设想，其中即包括由政府派遣大臣三人带领随员出国考察。后来，梁又为考察团起草考察报告，其与考察团的关系值得深入探讨。
        2.考察途次及成果缕析
        川岛真探讨了五大臣及稍后的三大臣对国外宪政的考察。尤其利用《汪康年师友书札》等资料，考察了驻英使臣汪大燮对考政大臣的评价及合作。(17)孙安石对五大臣在国外的考察过程和归国后的建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注意展示时人对该事件的反应。作者认为：“此次考察直接促成了预备立宪上谕的颁布，并且对官制改革亦有深刻的影响。”(18)另外，孙安石还利用日本外务省档案，对考察团在日本的考察活动及日本朝野的反应进行了深入探讨。(19)
        福田忠之亦据由孙安石首先发掘利用的日本外交档案，考察了载泽一行在日本的考察活动。他指出，由于考察团是在日俄谈判的背景下派出的，日本起初对其“抱有某种疑虑”。通过分析考察团归国后的建言，他认为：“他们通过考察活动，对外国宪政有直接的了解，回国后他们向清政府明确提议仿行宪政，并进言清政府此后施行宪政必从改革官制入手等具体改革途径与套路，这成为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预备立宪上谕的直接契机。”另外，作者根据《政治官报》，列举了载泽一路所上的三十部提要名称，但是没有展开论述。(20)张玉法所著《清季的立宪团体》一书，亦根据《政治官报》，列举载泽一路所上的三十部提要及编译的一些书籍，但同样没有展开论述。(21)实际上，《政治官报》连载了这三十部提要及一部分书籍的全部内容，是了解其宪政思想的重要文本。
        贺嘉认为五大臣通过对各国宪政的比较，得出了效法德、日的结论。作者有两处论点颇具新意：一，“五大臣考察各国政治，有一点仍未脱洋务派之窠臼，那就是谋求富国强兵之道”；二，日本“不耻效人，不轻舍己”的成功实践，“给既不愿丢弃礼义纲常这一中国立国之大本，又想引进西学以收富强之效，并试图在中西学溶汇的基础上，创一个中国特色的清朝，提供了现实的样本”。作者认为：考察团对清末制宪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拉开了中国政治法律制度近代化的序幕”。(22)
        关于考察团找人撰写考察报告之事，多数著作根据《梁启超年谱长编》，指出系由熊希龄负责，而求助于杨度、梁启超，但大多语焉不详。(23)周秋光依据熊希龄档案史料，对此事的研究最为深入。作者指出：熊希龄作为随员，只仅仅随同到了德国，戴鸿慈、端方便命他返国经理编辑事宜，熊希龄一方面急忙奔赴日本找杨度要稿子；另一方面在日本购买一些欧美国家的书籍，找留学生帮忙翻译以作补救。临行前，他又找人组成编辑队伍，由张鹤龄“总其成”。等到戴、端回国，“枪手”的文章及在日本的译件均已带来了，于是再经过七天的加工整理，“枪手”的文章便成为立宪的各类奏折，译书定名为《欧美政治要义》。(24)
        赵广式通过分析载泽、戴鸿慈的两部日记，认为此次考察“促使五大臣在思想观念上有所转变”，他们的著述、译著“为研究当时各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所撰考察日记对国外的描述让国人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并且“加深了中国人民对欧美、日本等各国人民间的了解、交往、联系和友谊。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和友谊”。(25)
        另外，有一些以五大臣出洋考察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这些论文大多依据两部考察日记，探讨考察团在国外的考察情况，惟资料开发有限，研究深度欠缺。(26)
        3.考政大臣
        关于考政大臣的研究主要集于端方和戴鸿慈两人。迟云飞指出端方经过出洋考察，“更热心于倡导立宪”，通过分析端方所上奏折，认为在端方设计的方案中，“君主的权力不再是无限的了，这不仅君主的行动要在宪法的范围内，而且还有责任内阁的牵制，议会的抗衡”，端方的宪政思想“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理论基础”。(27)张海林所著《端方与清末新政》一书，是首部端方研究的专著，该书描述了端方、戴鸿慈一路在国外的考察情况，尤其是展示了国外媒体对考察团的态度。作者认为出洋考察对端方一行“产生思想冲击力”的事项包括八个方面：政治制度、自由与平等精神、司法制度、狱政、工业、教育、社会公共事业以及民风民俗。作者指出《欧美政治要义》及《列国政要》“虽由端、戴两人署名，但两书实际上则是由端方编定的”，通过对这两部书的分析，作者给予端方极高的评价：“端方不愧是晚清政坛上思想前卫的少壮派政治家，他的眼界胆识在当时无人出其右。只可惜过去治中国宪政史的学人完全忽视了端方和《欧美政治要义》的存在，把赞赏、译介、阐释、传播西方民主自由权利的功绩全部挂在了所谓‘弃传统而不顾’的激进留学生或革命家身上。我们应该将被歪曲的历史回正过来。因为晚清时期的历史事实是，力主和平渐进而思想开放的官员和绅士恰恰是传播西方自由权利理念的主力。端方是他们的佼佼者。”(28)该书引用丰富的档案及中外文报刊资料，将对端方一路考察团的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值得商榷的是，《欧美政治要义》及《列国政要》所体现的是否都是端方个人的政治主张。是书由集体捉笔而成，作为整个考察团的报告，虽由端方主持编定，实际上更是反映了考察团大部分成员及捉刀人的政治主张。
        俞勇嫔所著《戴鸿慈与清末宪政运动的开端》一文，虽然以戴鸿慈立论，但实际上是考察了戴、端一路考察团的宪政主张，文章认为：“考察宪政的大臣们可以说是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此后，清廷预备立宪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基本上没有超出戴鸿慈等设计的方案框架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戴等人不仅是清末宪政运动开启的推动者，而且更是这场政制改革运动如何开展之具体规划的设计师和倡导者之一。”(29)
        张从容探讨了戴鸿慈考察政治归国后在晚清司法改革中发挥的作用。作者认为，戴鸿慈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司法部长，不仅主持了法部的转型工作，还领导了全国的司法改革。但是，戴对宪政知识和司法改革缺乏了解，致使他对改革缺乏自信与远见，并一度卷入与大理院的争权斗争中。在司法改革后期，他仍然主张由法部与大理院共同分掌死刑复核权，反映了他较为保守的改革观。(30)
        4.整体研究
        李守孔认为五大臣的派出推动了国人对于立宪的热情，“是时国人以为清廷果有与民更始之意，而希望立宪之情乃益迫切”，考察团的建议，“固不失为应时之良策，亦为此后清廷预备立宪所循之途径”，但是由于“清廷缺乏诚意，一切设施徒等具文，但图迁延岁月而已”。(31)
        朱金元文评价五大臣出洋考察：“五大臣虽为清政府万世一系的封建国体寻求良方而出洋的，但在他国异乡里，沐浴了欧风美雨，耳闻目睹了资产阶级的物质进步后，引起了深思，这在他们的奏折中不时有反映。出洋的结果，不但增强了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意向；而且使统治阶级内部开明思想扩大，一些亲贵大臣们也因此感到，强国之道‘已不在坚甲利兵，而实以修政立教为本源’，萌发了‘更新庶政’的观念，从而有利于统治阶级上层中形成一个普遍的立宪要求。”
        陈荣勋从宏观角度论述了该事件的历史意义，认为此次考察对清政府下决心实行立宪、立宪派的形成和立宪运动的发展以及人民的民主觉醒起到了推动作用。(32)罗华庆指出考察团对宪政的认识分为三个层次：即认识世界，临渊羡鱼；确认时潮，见贤思齐；体认竞争，省前谋后。其谋划主要有四方面：即定国是、改官制、平满汉、提高民智。其影响包括：扩充见闻，增进统治集团立宪倾向，促成预备立宪的宣布、参与决策，初定改革官制基调。作者认为：考察团“所提出的仿行宪政的主张和措施，正是适应了这些政治倾向的结果。这在一贯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清朝统治集团中，不失为一种开明之举。但是，他们的根本目的是为封建皇朝‘起衰救危’，力图维护清朝长治久安的统治”，势必难以得到各社会阶层的拥护。(33)
        韦庆远等著《清末宪政史》一书，探讨了五大臣出洋考察之始末，通过分析考察大臣在考察途中及回国后所上的奏折，评析其立宪主张。该书亮点在于指出考察的国别分为三类：一是正式考察的国家，带有“钦颁国书”；一类是游历国家，不必递交国书，但一般觐见该国的元首；三是过境国家，没有递交国书和觐见仪式，只是顺便参观浏览。结论指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企图为清政府的立宪骗局部署一个要着，即对外，表示出清政府不甘墨守成规，决心要学习西法以适应列强的要求；对内，则表示要变法图强，力求振作，借以安抚人心，拉拢立宪派以抵制革命。当然，也想借鉴一些可以有利于维护统治的洋制度、洋办法、洋经验。清政府对于这次考察的‘成果’大肆宣扬，正是为以上目的服务的。”(34)
        前引侯宜杰一书通过对五大臣归国后言论的分析，认为：“近代以来统治阶层内部不断探讨争论的富强之术，至考察政治大臣出访回国后才算得到了一次清算，进行了一次总结。中国与列强的根本差别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先进与落后两种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不革除封建专制政治，中国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富强，缩短与外国的差距。这就是他们此行最大的收获、最大的进步。”(35)
        吴春梅着重探讨了考察团归国后的建言，作者认为：“大体上说，考政大臣在出洋前，囿于知识结构和见闻狭窄，对立宪的概念还比较模糊，但是出洋考政的阅历，使他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有了切实的体会和感受，并真正认识到中西之间的巨大差距。这是他们回国后力主改革政体的基本原因。”同时认为“五大臣出洋考政表明，清廷并不回避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可能，清廷的政策将进行重大调整”。(36)
        鸽子所著《隐藏的宫廷档案——1906年光绪派大臣考察西方政治纪实》一书，为迄今关于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的首本专著。该书虽以五大臣考察为题，但是对此前的义和团运动及维新运动亦有相当篇幅的论述，以为背景描述。该书以叙为主，主要探讨了考察团对国外政治、市政建设的考察。其最大贡献为征引了一些国外档案、报刊史料，展示了考察国对待考察团的态度。(37)惟该书征引文献规范度不够，难以称得上是严格的史学著作。
        张晋藩从法制文明进程的角度概括了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积极意义：“五大臣考察欧美诸国政治，不单纯是走马观花，他们也下马看花，进行了实际考察，并从考察中看清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在激烈的国际斗争环境，中国所处的劣势。”“他们在奏折中提出的结论性意见，可以说拟定了晚清预备立宪的基本原则、框架和实施步骤，他们是晚清立宪的促进派，起着直接的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晚清的预备立宪，是从五大臣考察宪政正式拉开序幕的，使得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靠近了世界近代法制文明的历史轨道。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随员中，有一些是既年青又思想开放的学人，他们经过西方民主政治的洗礼之后，不仅是晚清预备立宪的支持者、鼓吹者，而且成为民国时期法制的创建人。”(38)
        理查德·霍洛维茨所著《打破旧日的羁绊：1905～1906年清政府的改革考察团及中央机构的改组》一文，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的观点。作者自称：“本文考察了推动清政府中央官僚体制转化的种种努力，着眼于1906年的改革上谕以及与之相关的以官僚体制改革为指向的、清晰表达的种种批评和建议，而这可以追溯到1860年代，以此展示来自政府外部的压力以及对旧体系的评论如何使得清政府走向改革之途。”作者不认同以往大部分论著将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及此后的官制改革视为清政府寻求君主立宪政体之步骤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肤浅的。因为1906年的改革是清朝中央官僚体制划时代的转折：摆脱明、清两朝实行的帝国体制，同时接受欧洲模式，以划分各‘部’的模式改组中央官僚体系。政府寻求君主立宪制的努力仅止于昙花一现而已，而按‘部’划分中央官僚体系却延续下来”。具体到五大臣出洋考察，作者指出：“虽然两路使团的出行路线不同，但是他们的奏陈则十分相似，都主张实行宪政，其要旨不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因为来自国外的许多奏陈已经涉及到宪政体制问题。”作者通过追溯近代以来关于政府官僚体制的种种批评及建议，及与此相联系的政府官僚体制的改革，认为1906年归国后的考察团及此后的官制改革，“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中央官制尤其是中央机构领导者如何组织的讨论。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清政府的改革者将框架、甚至一些现代国家的各种要素赠给他们共和国的后继者，而设置各‘部’的中央官僚体系模式即是其中一个鲜明例证。清末的宪政进程被证明是令人沮丧的短命的，但是划分各‘部’模式的建立却延续下来。”(39)显然，从五大臣出洋考察及官制改革的客观实效上看，其论点无疑是正确的。
        王晓秋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探讨了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意义，认为从蒲安臣使团，到海外游历使，再到五大臣出洋，展示了“晚清中国官员走向世界的发展轨迹：从在洋人带领下走出国门，到中国人独立周游世界；从选拔中下级官员海外游历，到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从泛泛调查异国风情，到重点考察外国政治；从回国后默默无闻几乎被历史遗忘，到推动立宪国策发挥重要作用……反映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艰难历程中一步一步地前进，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登上世界外交舞台”。(40)
        近年来，一些通史著作也加强了对该事件的关注。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纂的《中国近代通史》一书，对该事件着墨不少，通过分析五大臣所上折奏，认为考察团“考察的结果为清政府选择立宪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事实证明，随后的预备立宪正是以日本模式为典范，应该说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41)
        5.其他方面
        关于五大臣出洋考察在清末政治改革中意义的研究。尚小明指出：“从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东西洋政治，到1911年‘皇族内阁’设立，清末的筹备立宪，进行了大约六年。”同时，该书着重探讨了留日学生在此次考察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资料搜集翔实，突破了前此研究的范围。此外，该书将参随的姓名、籍贯以及出身以表格形式列出，尚属首次。唯其完整性及某些人是否为参随值得商榷。(42)前引朱金元文认为：“五大臣出洋本身虽非预备立宪，但它对预备立宪产生了直接后果，以后宣布立宪就是根据五大臣的意见办的。”雷俊认为：“清末‘预备立宪’，起于1904年日俄战争前后立宪派和部分官僚的吁请，经过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至1906年9月正式宣布。”张玉法认为：“从一九○五年十二月清廷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到一九○八年九月清廷宣布九年预备立宪，为清政府决定仿行立宪，研究决定实行步骤，国内外联合请愿速开国会时期。”(43)
        关于五大臣在政局中的地位及归国后与顽固派的论争。陈之迈认为：“立宪派有民间的和朝中的两派，民间的立宪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朝中的立宪派以考察宪政五大臣载泽等为代表。”(44)马东玉认为五大臣充当了与顽固派“论战中的主要角色”。更为重要的是，该文提出要加强对该事件及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研究：“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和以后几年进行的立宪活动，应该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大题目，因为它涉及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和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问题。清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端，在它行将灭亡的最终时期，却进行了立宪政体的多种改革活动，其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45)前引雷俊文认为：“清末‘预备立宪’前后的清廷政争既不是立宪与不立宪之争，更不是满汉之争、权利之争，或新旧之争，而是‘预备立宪’问题的缓急之争，其中心点即为责任内阁制，围绕这一问题，官僚立宪派之间展开了对立宪领导权的争夺。斗争结果，急进派获取了立宪领导地位，从而使清末宪政运动开始以较快的步骤向前发展。”
        关于吴樾炸弹案意义的探讨。李云汉从吴樾所遗著作入手，探讨该暗杀事件的深刻社会意义，称其“不是一件寻常的暗杀事件，而是代表着‘暗杀时代’的信号，也是对清廷宣称准备立宪的不信任，更是对清政府重臣大吏的严重警告”。(46)
        关于张之洞与此次考察团的派出。李细珠通过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张之洞档案，从筹措经费、选派湖北官员随同考察等方面论析了张之洞对此次考察团的态度，认为张之洞对此次考察团的派出是积极支持的。(47)
        此外，安宝通过比较五大臣与日本岩仓使节团出访时国内国际背景的差异、对西方的认知差异、对两国影响与作用等三方面内容，着重探讨了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不足及缺陷，作者对五大臣出洋考察基本持否定态度。(48)杨柳春探讨了革命派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反对，通过重点分析《民报》的言论，认为五大臣第二次出洋后，“革命党在理论上全面否定了清廷实行立宪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形成反对清廷立宪的第一个舆论高潮”。(49)
        四、研究展望
    
        通过对以往研究史的回顾，我们发现，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者从简单描述到通过多个视角探讨该事件的原委及其价值意义，研究视野逐步开阔，资料开发逐步深化，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是，以往不少研究概括评价有余，史实分析不足，使人感到某些结论有空中楼阁之感，该项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都可以进一步发掘。宏观上说，笔者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研究应当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分两个层次对该事件进行探讨。首先，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一个动态过程，属于事件史的范畴，需要我们通过史料的挖掘，尽可能详尽地展示其来龙去脉；其次，五大臣出洋考察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此次考察发生于纷繁芜杂、极其动荡的时代，清政府统治危机四伏、立宪呼声甚高、革命派势力与日俱增，其引发的广泛社会关注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符号意义。由此，该事件为我们认识清末社会上三种政治势力的关系及演化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同时，五大臣出洋考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其产生是新政改革运动深化的产物，同时该事件又影响了新政改革运动的进程，二者之间是互动的关系。
        第二，从清政府的角度探讨五大臣出洋考察。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是清政府的一项重大政治举措，而以往的研究大多对清政府本身有所忽视，而将此次考察团的派出归结于外界的推动力。实际上，清政府此举亦具有增强政府控制力及统治合法性、争取社会舆论的意图，表现出谋求改革的主动性。但是，在考察团考察期间，清政府又屡以考察未了为借口，因循拖沓各项改革的进程，考察团本身也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就当时社会舆论而言，对考察团及清政府都有一个明显的从热情歌颂到批判揭露的过程。那么，清政府在改革中为何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其对政治改革究竟是什么态度？需要我们深入探究。具体来说，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应当集中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对五大臣出洋考察进行深入细致的全方位描述。以往研究涉及尚少，亟待深化的方面包括：出洋考察政策的制定、随员选拔及其在考察当中发挥的作用、资金筹措、留学生及驻外使臣的配合、国外政府的态度及接待，等等。
        第二，吴樾案。前人对该案筹划过程的研究已经较为详细，但对该事件社会影响及意义的分析则嫌单一。只有深入考察当时的社会舆论、清政府对待此案件的反应及调查过程，才能全方位展示该事件的影响及意义。
        第三，考察团所作考察报告。以往论著集中于探讨考察团提出了什么样的宪政主张，主要涉及立宪原因及效仿国家两个方面，而对考察报告的编纂、出版过程以及考察团提出的宪政理论则分析较薄弱。此外，以往研究大多只是探讨了戴鸿慈、端方一路的考察报告，而对载泽一路的考察报告则分析阙如。实际上，作为中国效仿对象的日本是由载泽一路考察的，深入分析载泽一路的考察报告，对于我们认识清末宪政历程尤为重要。
        第四，社会舆论。清末，由于政府统治力的逐渐衰弱，社会舆论获得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具有较强的时效性、自由性及客观公正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游离于政府之外而对其具有广泛监督作用的一把利器。伴随着考察团的出行始末，社会舆论始终影随，深入考察之，不仅有利于我们对事件本身有纵深认识，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时社会发展的态势以及清末新政时期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第五，文化交流视角的分析。以往研究多注重考察团所带回的政治成果，而忽视了考察团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所作的积极贡献。考察团在出洋期间，对各国教育发展情况以及图书馆、博物院、动物园等公共事业广泛考察，产生了新的认知。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视角对五大臣出洋考察进行意义阐释，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之一。
        第六，历史定位。多数研究认为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及官制改革为其寻求立宪政体之步骤，但是近年有研究认为，清政府上述举措之意义在于为长期以来存在的关于中央官僚体系如何组织的讨论划上了一个句号，而政府寻求君主立宪制的努力仅止于昙花一现。毫无疑问，这一观点富有启发意义。实际上，这涉及到清政府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问题。只有通过全面评析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动机及目标预设，并且深入探讨考察团归国后所引发的政治格局变动，才能够对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历史地位以及清政府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问题有较为公允的认识。
         注释：
    
        ①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3页。
        ②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234、252页。
        ③吴经熊、黄公觉：《中国制宪史》，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无出版年），第10～11页。
        ④E-Tu Zen Sun,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al Missions of 1905～1906",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 24,No. 3 (Sep,1952).
        ⑤沈云龙：《徐世昌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1、23页。
        ⑥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中），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3、386页。
        ⑦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书局，1981年，第242页。
        ⑧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8页。
        ⑨唐宝林：《吴樾炸五大臣策划经过》，《安徽史学》1984年第3期。
        ⑩Sheng-Hsiung Liao, The Quest for Constitutionalism in Late Ch'ing China: The Pioneering Phase, Thesis (Ph.D.)，佛罗里达州立大学，1978年，第17页。
        (11)诺柏尔特，麦恩北：《清政府对立宪的准备——清政府对宪政的理解》，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处论文组编：《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6、357页。
        (12)赵秉忠：《清末五大臣出洋》，《历史教学》1983年第6期。
        (13)朱金元：《试论清末五大臣出洋》，《学术月刊》1987年第5期。
        (14)如赵玉莲：《五大臣出洋政治考察与清统治者对西方认识的深化》，《外交评论》1991年第4期；赵广示：《试析清末五大臣对欧美、日本政治考察的原因》，《贵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15)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54页。
        (16)Peter Zarrow, "The Search for Political Modernity in the Late Qing: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State"，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生活、知识与中国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11月21日～23日。
        (17)川岛真：《光绪新政下の出使大臣と立宪运动》，《东洋学报》1994年第75卷。
        (18)孙安石：《清末の政治考察5大臣の派遣と立意运动》，《中国—社会と文化》1994年第9号。
        (19)孙安石：《光绪新政期，政治考察5大臣の日本访问》，《历史学研究》1996年第685号。
        (20)福田忠之：《清末五大臣出洋政治考察与明治日本》，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日本思想文化研究》编委会编：《日本思想文化研究》2007年第9期，（日本）国际文化工房，2007年，第14～23页。
        (21)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8)，1971年。
        (22)贺嘉：《近代中国法制变革的先声——论五大臣出洋考察及其结论》，《汉中师院学报》1993年第4期。
        (23)如前引《清末宪政史》，第133～135页；蔡礼强：《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董方奎：《清末政体变革与国情之论争——梁启超与立宪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8～169页。
        (24)周秋光：《熊希龄与清末立宪》，《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25)赵广式：《清末五大臣政治考察的积极成果》，《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26)宫凯：《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成果缕析》，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张树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述评》，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27)迟云飞：《端方与清末宪政》，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等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9辑，中华书局，1997年，第81、85页。
        (28)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4、159页。
        (29)俞勇嫔：《戴鸿慈与清末宪政运动的开端》，《历史教学》2005年第11期。
        (30)张从容：《晚清司法改革中的戴鸿慈——兼论传统司法官员的知识转型》，《学术研究》2007年第2期。
        (31)李守孔：《论清季之立宪运动——兼论梁启超、张謇之立宪主张》，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6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7、33页。
        (32)陈荣勋：《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历史作用》，《齐鲁学刊》1990年第4期。
        (33)罗华庆：《论清末五大臣出洋考政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4期。
        (34)韦庆远、高放、刘文源：《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1～132页。
        (35)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36)吴春梅：《一次失控的近代化改革——关于清末新政的理性思考》，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1、123页。
        (37)鸽子：《隐藏的宫廷档案——1906年光绪派大臣考察西方政治纪实》，民族出版社，2000年。
        (38)张晋藩：《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0页。
        (39)Richard S. Horowitz, "Breaking the Bonds of Presedent: The 1905 -6 Government Reform Commission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Qing Central State", Modern Asian Studies, No. 4 (2003)。
        (40)王晓秋：《三次集体出洋之比较：晚清官员走向世界的轨迹》，《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0页。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42)雷俊：《官僚立宪派与清末政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43)张玉法：《学者对清季立宪运动的评估》，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六编），第689页。
        (44)转引张玉法：《学者对清季立宪运动的评估》，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六编），第681页。
        (45)马东玉：《五大臣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活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46)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一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第533～534页。
        (47)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95～299页。
        (48)安宝：《清末五大臣与岩仓使节团出访的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49)杨柳春：《清末革命党对预备立宪的反应及其影响》，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4期，第114～122页。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