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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民国时期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有一个从模仿西洋史“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的“分期”体系，向“断代”体系逐步演变的过程，最通行的断代方法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六段。在前一种讲授体系下，由于分期标准难以确定，造成时期划分极端混乱，中西历史对照讲授的目的难以达到，而且由于受西方中心史观的影响，还出现了强分时代乃至割裂历史的弊端。因此，这种讲授体系逐渐被各大学所抛弃，而代之以后者。后一种讲授体系的最终确立，是在分段问题上充分考虑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特点的结果。其问题主要在于各段历史在实际讲授过程当中，常常不能衔接，造成“通史”事实上“不通”。与通史讲授体系的演变相呼应，通史教科书的编撰，也大体经历了一个从模仿西洋史分期，到依据本国历史发展特点构建本国通史著作体系的演变。这是中国史研究逐渐深入的一个表现。 关 键 词：民国 大学 中国通史 西洋史 分期 断代 作者简介：尚小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清代及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教育史、学术史。 民国时期，一个较为完善的大学史学课程体系，一般由以下几类科目构成：一、通史（包括中国通史与西洋通史，也有设置东洋通史的）；二、分期史或断代史；三、国别史；四、专门史；五、辅助科目（如目录学、金石学、考古学等）。其中，“中国通史”一科，是包括史学系在内的文学院各系的共同必修科目，一般由史学系教授讲授。对文学院其他科系来说，只需通过“中国通史”一门课的开设，使学生了解中国数千年文化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即算完成任务。但对史学系而言，既以培养高深史学专门人才为主要目标，就不能像文学院其他科系那样，仅习一门“中国通史”了事，而需要将它再分为若干段落，以进行更详细、深入的学习。分段讲授的通史，实为史学系课程体系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不但能满足学生对不同段落历史的学习兴趣，而且为专门史学习奠定一定的基础。但“中国通史”该如何分段讲授，不同时期情形不同，各大学史学系之间也很不相同。大略言之，20世纪20年代主要为“分期”讲授通史时期，同时有极少数大学采取“断代”讲授通史之法；进入30年代后，采取“断代”方法讲授通史的大学越来越多，而采取“分期”方法讲授通史的大学逐渐减少，从而形成两种通史讲授法并行的局面；进入40年代后，“断代”讲授通史之法彻底取代“分期”讲授通史之法，成为唯一通行的通史讲授法。 由于相关材料极为零散，且关涉数十所大学史学科系，上述问题自民国以来迄未有人提出并专门研究。笔者经过多年努力，搜集了大批档案等原始材料，愈发认识到此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关系民国时期大学“中国通史”讲授体系如何演变的问题，而且关系以往一些作为大学教科书的“中国通史”著作的重新认识、评价问题，因此非常有必要认真探讨一番。本文重点在前一方面，后一方面将另文论述，本文只略加讨论。至于中国历史当如何分期或分段，已超出本文范围，故略而不论。 “分期”讲授的通史体系 所谓“分期”讲授，就是将“中国通史”分为“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中国近古史”和“中国近世史”四个时期讲授，从而形成一个讲授体系。也有不设“中国近古史”而分为三期的。就民国时期各大学史学系“中国通史”开设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系采用四期分法，只是每期名称及起讫时间有所不同。这种以划分西洋历史时期的时间概念来为中国历史分期的做法，实际上是在进化史观影响下产生的，始作俑者是19世纪末的日本史学家，以桑原騭藏所著教科书《东洋史要》（日文本名《中等东洋史》）最具代表性。①该书根据中国汉民族发展大势，参考旁近各族盛衰，分四期叙述：第一“上古期”，为“汉族增势时代”，“谓自太古至秦统一之间也”；第二“中古期”，为“汉族盛势时代”，“谓自秦统一至唐之亡”；第三“近古期”，为“蒙古族最盛时代”，“谓自五代至清之兴”；第四“近世期”，为“欧人东渐时代”，“自清初至今日”。②此书中译本在1899年由东文学社印行后，很快“盛行殆遍于东南诸省”，③其分期法也迅速被中国人接受，并为清末民初一些学校讲授历史，或一些学者编撰历史教科书时模仿或采用。如汪荣宝1904年至1906年在京师译学馆讲授清史时，所编《清史讲义》（又名《本朝史讲义》）中就明确承认，系采用桑原騭藏《东洋史要》的分期方法，以“太古至战国之终为上古史”，“秦至唐为中古史”，“五代至明为近古史”，“本朝创业以来为近世史”。④与此同时，一些由欧美人或日本人编撰的外国史教本，如《迈尔通史》、《万国史讲义》（服部宇之吉）、《西洋史要》（小川银次郎）、《万国史纲》（元良勇次郎）等，也开始在学校流行，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模仿西洋史分期法为中国历史分期。 在各大学当中，最早采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等时间概念来分期讲授“中国通史”的，从现有资料来看，应是20世纪2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史学系。在1917年12月，即北京大学“中国史学门”恢复设置之初，⑤就曾召开课程会议，决定将通史分为四期讲授，即“中国古代史”（自上古至秦亡）、“中国中古史”（自汉至隋亡）、“中国近代史”（自唐至明亡）和“清代史”。⑥只是由于当时国史编纂处附设北大，“史学门”课程设置主要为分类编纂国史服务，侧重于专门史，如“经济史”、“法制史”、“学术史”、“地理沿革史”等，因而未能按上述分期法开设通史。⑦1919年夏，国史编纂处划归国务院，北大“史学门”也改为“史学系”，并开始逐步扩充各类课程。同年底，朱希祖主系后，着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1920-1921年度起，正式将通史分为“本国上古史”、“本国中古史”和“本国近世史”三期，分别在第一、二、三学年讲授。⑧1921-1922年度也采用了同样的分期讲授法。⑨不过，在同一时间，在朱希祖草拟的《北京大学史学系编辑中国史条例》中，已将中国史分为四期，“拟分编中国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四种，划分时代，以专责任”。⑩1922-1923年度史学系课程因缺乏资料，不得其详。但至迟在1923-1924年度，已增“本国近古史”一期，从而成为四期。(11)此后数年，北大史学系一直采用四期分法讲授通史。(12) 北大史学系之所以采用上述分期法讲授通史，首先是因为主系者认为，史学“宜主进化说”，而非“循环说”，(13)“史学以时代相次，乃能明其原因结果，此乃应用科学方法整理史学者”。(14)另外，将“中国通史”分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与西洋史（或欧洲史、欧美史）各段对应讲授。故当时的北大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明确写道：“历史强分时代与强分国界，皆不适当。惟因教授便利起见，不得不勉强分割。然学习历史时，务期本国与外国同一时代之历史，详细比较。如学本国上古史，同时学外国上古史，得以两相比较其内容，则于史学乃能融会贯通。他皆仿此。故本系课程本国与外国同时代之历史，均排列于同一学年，学习时务宜注意！”(15) 作为最早设立的大学史学系，北大史学系的这个通史分期讲授法，对各大学史学系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此后建立的各大学史学系纷纷采用了这一办法。如中山大学史学系在其前身广东大学史学系时期，仅设一门“中国史”，并未分期。(16)1926年秋改为中山大学史学系后，首先开设“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和“中国近世史”，随后又增设“中国近古史”，从而形成四期。(17)1927年夏，成都大学史学系修订科目，也将中国史分为上述四期，其课程说明书与北大史学系如出一辙。(18)1928年春，第四中山大学史地系重订课程，同样将中国史分为上述四期。同年秋，第四中山大学史地系改为中央大学史学系后，继续实行这一办法。(19)厦门大学史学系在1928-1929年度第二学期首次开设“本国中古史”，1930-1931年度第二学期又开设“中国上古史”及“中国近古史”，虽然尚未形成体系，但可以看出采用的是四期分法。到1935-1936年度时又开设了“中国近世史”。(20)大夏大学史地系（或历史社会学系）约从1929年秋起到1934年前后，也分四期讲授通史，即“中国上古史”（战国以前）、“中国中古史”（自秦汉迄元）、“清史”、“中国近百年史”，其中“明史”一段一直没有设置，后两段名称也与其他大学有所不同。(21)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又有不少大学史学科系采用前述四期分法开设通史。如1931年秋在成都大学史学系基础上建立的四川大学史学系，继续实行原来的办法，至迟到1936-1937年度仍是如此。(22)河南大学文史学系至迟从1933-1934年度起，分四期开设通史，直至1935-1936年度。(23)北平师范大学于1934年秋公布《历史系课程标准》，“中国通史”也分为上述四期，分别在一、二、三、四年级讲授。(24)岭南大学历史政治系则从30代初起至40年代初，一直将通史分为“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中国近古史”及“清史”，(25)其中第四期名称略有不同。浙江大学史地系在1936-1937年度初建时，“中国通史”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中古史”、“中国近世史”三期，1937-1938年度将“中国古代史”改称“中国上古史”，1938-1939年度又增设“中国近古史”，从而成为四期。(26) 也有少数大学分三期讲授“中国通史”，或由四期改为三期。如齐鲁大学历史政治系1926-1927年度设有“中国古代史”、“中国中代史”，1927-1928年度改为“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1928-1929年度开设“中国近世史”，1931年公布的课程完整划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古中国史”、“近世中国史”三期。其中“秦以前”为“中国古代史”，“秦汉至一五一七欧洲商人东渐”为“中古中国史”，“一五一七至最近期间中国”（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近世中国史”。(27)之江文理学院历史系1930年时的课程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中世史”、“中国近代史”。(28)其中“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起，“中国古代史”、“中国中世史”起讫不详。东北大学史地系1936-1937年度时尚分为四期，1938-1939年度时已改为“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中国近世史”三期，直至1939-1940年度仍如此。(29) 与上述通史分期讲授法相呼应，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流行的“中国通史”教本或参考书，也大都是按上述分期法编撰的，最具代表性者如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30)、章嵚的《中华通史》、王桐龄的《中国史》、金兆丰的《中国通史》和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等。其中章嵚曾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王桐龄曾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等校任教，吕思勉则长期在光华大学任教。 从几种著作的分期来看，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将中国史分为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31)章嵚的《中华通史》分为四编，甲编“上古史”，从黄帝前后至春秋战国；乙编“中古史”，从秦汉至隋唐；丙编“近古史”，从五代至明；丁编“近世史”，从满洲入主至民国胚胎。(32)王桐龄的《中国史》也分四编，第一编为序论及“上古史”，起于传说时代，止于战国时代；第二编为“中古史”，起于秦汉时代，止于隋唐时代；第三编为“近古史”，起于辽宋金对峙时代，止于明代；第四编为“近世史”，起于清室勃兴，止于清室衰亡，不过只印行了前半部分。(33)金兆丰的《中国通史》将中国社会状态的演进划分为“三世”：“自三五而迄姬周，曰上古；自秦而至隋唐，曰中古；自宋逮清，外交渐繁，事势所趋，莫能相遏，是曰近世。”(34)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正编分为五期：“上古史”（周以前）、“中古史”（从秦的统一至唐朝的全盛）、“近古史”（从唐朝的分裂到元朝的灭亡）、“近世史”（从明朝的对外到清朝的灭亡）、“现代史”（武昌起义以后）。(35) 在前四种通史中，“上古”部分的划分基本是一致的。“中古”部分看似起讫一致，实则不尽相同，章、王二著都叙至唐末，金著虽然分期截止到唐末，实则叙至“五季之乱”，(36)不够严谨。夏著未能完成，只写到了隋代，其“中古”下限也是唐末，但他在“凡例”中却又说：“本章原拟自晋迄五代，今所述自晋讫隋而止。”(37)可知夏著“中古”部分实际上是要写到五代，而非唐末。金、夏二著的“中古史”下限，显然都存在分期和实际叙述的不一致。“近古”开端，章著始于五代，王著实际也从“五代之更迭”(38)讲起，但分期却从“辽宋金对峙时代”开始，同样不够严谨。“近世”部分，章、王二著均从清初讲起，金著则以宋至清为“近世”，未立“近古”时期。至于吕著，除了“上古史”起讫与“中古史”开端，同章、王、金、夏四著一致外，“中古史”下限与“近古史”起讫，均与四著有很大不同。“近世史”下限与章、王、金三著相同，但开端与三著完全不同。“现代史”一期，则是其余四著都没有的。 此处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吕著正编分期，与他在“绪论”中所构想的分期，实际上有很大不同。他在“绪论”中特地写了一章，标题为“本书的分期”，目的是让读者在阅读具体内容之前，先对全书轮廓有一个把握。按“绪论”介绍，全书所分五期为：“上古史”（周以前）、“中古史”（从秦朝统一起到唐朝全盛时代止）、“近古史”（从唐中叶以后藩镇割据起到南宋灭亡止）、“近世史”（从元到清中叶以前止）、“最近世史”（从西力东渐到现在）。(39)与正编实际采用的分期相比，除“上古史”、“中古史”的起讫以及“近古史”的开端一致以外，其他各段完全不同。如此严重的漏洞，不是“疏忽”二字可以解释的，它实际上反映出吕思勉在撰写《白话本国史》时，胸中并无一个确定不移的分期标准，而这与他所采用的分期法是有关系的。(40)关于此点，笔者将另文论述。 “断代”讲授的通史体系 大学“中国通史”的另一种设置方法，是“断代”讲授，也就是将中国历史划分为若干大的段落来讲授，每个段落的起讫，基本上都是以一些王朝的兴衰为标志。“断代”其实也是一种“分期”，只是分期名称不像“上古”、“中古”、“近古”、“近世”那样，能够体现出一种历史演进的阶段来。当然，“断代”也不是简单地以“一姓兴亡”为标准，而是要考虑到一些重大社会变迁，如汉族王朝的统一、分裂，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势力的消长等。正如梁启超所言：“旧时的断代，以一姓兴亡作标准，殊不合宜。历史含继续性，本不可分。为研究便利起见，挑出几样重大的变迁，作为根据勉强分期，尚还可以。若不根据重大变迁，而根据一姓兴亡，那便毫无意义了。”(41)需要指出的是，在断代讲授的通史体系当中，由于商周以前还有很长的历史时期无法明确断代，不少大学采用了“分期”讲授法当中“中国上古史”或“上古史”这一说法，用来统括秦以前的历史；也有采用其他名称的，如“史前史”、“秦以前史”、“先秦史”；或者干脆从商朝讲起，用“商周史”或“殷周史”等名目。另外，由于鸦片战争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极巨，因此也常常被作为“中国近百年史”、“中国近世史”或“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至于秦以后至鸦片战争前2000余年历史的段落划分，各大学有些差别，较为流行的划分方法为“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及“明清史”六段。 从现有资料来看，最早采用通史断代讲授方法的，当属燕京大学历史系。该系约建于1919年，初由瑞士人王克私(P.de Vargas)主持，从1923年开始，由留美归国的洪业（煨莲）主持。在该系1924-1925年度课程中，已有“中国上古史”、“秦及两汉”、“中国近世史”三种科目。而在1925年5月公布的1925-1926年度课程中，已将通史划分为“先秦史”、“秦及两汉”、“三国及六朝”、“隋唐及五代”、“宋元”、“明”、“清史”七段。(42)此后，燕京大学历史系的通史设置一直是很完善的，只是段落划分时有不同。如1935-1936年度时，分为“中国上古史研究”、“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六段。(43)1941年秋时竟多达九段，即“殷周史”、“春秋史”、“战国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辽金元史”、“明清史”。(4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西迁成都，由于师资不足，通史各段不能完整设置。抗战结束后各门课程逐渐恢复，1948-1949年度时又一度分为九段，即“商周史”、“春秋战国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辽金元史”、“明史”、“清史”，(45)但与太平洋战争前的九段有所不同。 继燕大历史系之后，辅仁大学史学系于1929年夏制订了新的课程制度，将“中国史”划分为六段，即“秦以前”、“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46)此后近20年中，辅仁大学的通史讲授一直采用这一六段分法，(47)这一分法也成为30年代以后各大学史学系最通行的通史断代讲授法之一。 清华大学历史系在1929-1930年度时仅设一门“中国通史”和一门“宋辽金元史”。(48)此后几年也没有追求“短期内能包括国史之各方面及各时代”，(49)直到1934-1935年度，方分为“中国上古史”、“秦汉史”、“晋南北朝隋史”、“唐史”、“宋史”、“明史”六段，(50)1936-1937年度又分为“中国上古史”、“秦汉史”、“晋南北朝隋史”、“隋唐史”、“宋史”、“明史”、“清史”七段。(51)北大史学系在1929-1930年度时已不再采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分法，不过由于当时刚刚“复校”，师资缺乏，因此只开设了“中国上古史”、“魏晋南北朝史”和“清史”三科。(52)1930-1931年度设置了“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史”、“元史”、“中国近百年史”，作为“中国分代史研究”科目。(53)1931-1932年度设有“中国上古史”、“汉魏史”、“宋史”、“满洲开国史”。(54)从1932-1933年度开始分为六段，即“中国上古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此后一直到抗战前，北大史学系一直采用这个六段划分法。(55)抗战期间，北大史学系和清华历史系合组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通史仍然采取断代讲授办法，不过没有一个年度能够完整设置六段。抗战胜利后，北大史学系又“恢复了战前的制度”，(56)清华历史系则在1946-1947年度时将通史分为八段讲授，即“殷周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或唐史）”、“宋史（或附辽金）”、“辽金元史（或元史）”、“明史”、“清史”。(57) 20世纪30年代以来，其他许多大学也都陆续采用了断代讲授通史之法。如金陵大学历史系1930-1931年度时将通史分为“先秦史”、“秦汉三国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宋辽金史”、“元明史”、“清史”，也是六段，但与辅仁、北大所分六段不同。(58)武汉大学史学系30年代初分四段讲授，即“上古”、“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及清初”。(59)30年代中后期“中国通史”不分段，但另设“专史研究”一课，开设“上古史”、“宋辽金元史”等。(60)40年代初又分段开设，如1940-1941年度开设“商周史”、“汉代史”、“宋辽金元史”，1944-1945年度及1945-1946年度开设“秦汉史”、“宋元史”、“隋唐五代史”，(61)1947-1948年度又增开“上古史”、“魏晋南北朝史”、“明清史”，从而形成六段。(6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20世纪20-30年代采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分期法讲授“中国通史”的大学，从30年代初开始，也逐渐放弃原来的分期法，转而采用断代讲授通史之法。除了上文提及的北大史学系外，齐鲁大学历史政治学系从1932-1933年度起改为断代讲授，不过它未能建立起完整的断代史讲授体系，到1937年夏为止，通史各段中，“明清史”仅开过一次，“先秦史”和“魏晋南北朝史”则始终不曾开过。(63)中央大学史学系从1933-1934年度起改为断代讲授，(64)最多的时候分为八段，即“中国上古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史”、“元明史”、“清史”、“中国现代史”。(65)前四段与30年代的燕大、辅仁及北大完全相同，后四段中，三校均以“宋辽金元史”为一段，“明清史”为一段，中央大学则将“元明史”设为一段，“清史”单列一段，另将“中国现代史”列为一段，意在表明其对于近现代历史的重视。河南大学文史学系也从1936-1937年度起，放弃四期分法，改为断代讲授，当年设有“中国上古史”、“两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元明史”四段，另又设“清史研究”一科。(66)中山大学史学系的情况稍稍特殊一些，1932年朱谦之主系后，一方面设置“文化史组”课程，分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中世文化史”、“中国近世文化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另一方面又设置“世界史组”课程，将中国史包括在内，设“中国历代研究”一类，分为“殷周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元史”、“明史”、“清史”八段。(67)在1938年秋广州陷落、学校内迁之前，文化史是经常开设的课程，此后则主要开设断代史课程。(68) 1939年秋，长期对大学科目设置采取放任政策的教育部颁布了《大学各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令各大学实施。其中史学系必修科“中国断代史”划分为“商周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或元史分设或元史与明史合授为元明史）及“明清史”六段。(69)此法令的颁布，成为各大学史学系最终放弃“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分期讲授法的转折。此后，更多大学采用了断代讲授法。其中东北大学史地系从1940-1941年度起改为断代讲授，当年设有“两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和“明史”；(70)1945-1946年度时设有“史前史及商周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辽金元史”、“明清史”及“中国近世史”等。(71)厦门大学也从40年代起改为断代讲授，分为“商周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六段，基本上与北大、辅仁等校相同。(72)浙江大学史地系1947-1948年度时，设有“商周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史”、“元明史”六段，(73)缺“清史”一段。云南大学文史系1947-1948年度时设有“商周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史”、“明清史”六段，缺“元史”一段。(74)贵州大学1947-1948年度时完整设有“上古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六段。(75) 还有许多大学也都纷纷采用了断代讲授通史之法，但由于师资不足，中国史课程设置不够充分，因此难以形成体系，只能在不同年度根据师资情况讲授其中一段或数段。如西北大学历史系1939-1940年度开设了“史前史”、“商周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史”，(76)1946-1947年度时，除文学院共同必修科“中国通史”外，仅在历史系必修科中设置了一门“中国断代史”，意在因人设科。(77)福建协和大学历史系在1941-1949年的八个学年内，“明史”一次也未开过，“宋史”和“清史”各仅开过一次，“隋唐五代史”和“辽金元史”也仅开过两次。(78)岭南大学历史政治学系在40年代初时仅设一门“中国通史”，而未能分段讲授。(79)复旦大学史地系1943-1944年度第一学期设有“中国上古史”、“宋史”、“清史”，1944-1945年度第二学期设有“春秋战国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1945-1946年度设有“宋辽金元史”及“中国近世史”，而到1946-1947年度时仅设一门“中国断代史”，其意也在因人设科。(80)暨南大学史地系1946-1947年度时除“中国通史”外，另设“中国断代史”及“中国近世史”，1947-1948年度史地系改为历史系后，开设了“商周史”、“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但到1949年夏为止，其他各段均未能开设。(81)光华大学历史系1945-1946年度时“中国通史”并未分段，1946-1947年度只是在“中国通史”外，开了一门“中国近世史”。(82)南开大学历史系1946-1947年度设有“魏晋南北朝史”、“宋辽金元史”和“中国近世史”，1947-1948年度计划增开“商周秦汉史”（或“隋唐五代史”），也未能形成体系。(83) 总之，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除极个别大学外，“断代”讲授通史之法已完全取代“分期”讲授通史之法，成为各大学史学系通行的通史讲授法。(84) 教本方面，20世纪30-40年代出版了不少很流行的通史著作，如缪风林在东北大学、中央大学任教时编撰的《中国通史纲要》、在中央大学任教时新编的《中国通史要略》；邓之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时编撰的《中华二千年史》；钱穆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时编撰的《国史大纲》；陈恭禄在金陵大学、武汉大学任教时编撰的《中国史》；吕思勉在光华大学任教时编撰的《中国通史》；张荫麟为高中生编撰但在浙江大学任教时使用的《中国史纲》（上古篇）；周谷城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任教时编撰的《中国通史》等。 上列通史教本特点各不相同，优点缺点并存，论者已多，无需赘述。其中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吕著《中国通史》在体例上与其早先所撰《白话本国史》完全不同。全书共分二册，上册以各种文化现象为题目，分十八章叙述；下册则“以时代加以联结”，分为三十六章，重点叙述各时代的政治兴衰史。在通史段落划分问题上，吕思勉也完全放弃了早先的分期法，他说：“今之治国史者，其分期多用上古、中古、近世、现代等名目，私心颇不谓然。以凡诸称名，意义均贵确实，而此等名目，则其义殊为混淆也。梁任公谓，治国史者，或以不分期为善（见中华书局刻本《国史研究》附录《地理年代篇》），其说亦为必然。然其分期，当自审史事而为之，并当自立名目，而不必强效他人，则审矣。”(85)他生前曾计划撰写一个完整的断代史系列著作，可惜只完成《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四种。 吕思勉对其《白话本国史》分期法的自我否定，(86)一方面是其更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抛弃“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的分期方法，在当时已基本成为史学界的共识。事实上，上列通史教本，虽然特点不一，但有一点相同，即在分期问题上，一律不再采用旧的分期法，而更注意按照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特点，来构建各自的通史著作体系。 对两种讲授体系的认识 在1941年出版的《西洋史教学之基本问题》一书中，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齐思和曾写道：“吾尝叩现今大学生以俾士麦究大约与吾国何人同时？有以为约在唐之中叶者，甚且以为盖与汉武帝同时者矣。吾又叩以美国革命之起，约当中国何时？有以为当在五胡乱华之时者矣。吾又叩以西洋中古之末，约当中国何时？有以为盖在秦汉之际者矣。此等中西史事年代不能连贯之弊，乃中国历史教育一般之通病，固非限于一部分学生。”(87)齐思和主要是从西洋史教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从中国史教学的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起由北大史学系率先实行的“中国通史”分期讲授法，实际上可视为一种试图“汇通”以观中西历史的大胆尝试，这是其最大意义之所在。应当承认，将同一时期的中西历史尽可能安排在同一时段讲授，对于比较中西历史发展的异同是有好处的，也能给人以启发。然而，分期讲授“中国通史”的困难和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基本上是王朝兴替的历史，而清末以来的“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等时间概念，原本是用来划分西洋历史时期的，由于中西历史发展差异极大，因而当以这些时间概念来划分中国历史时期的时候，就不可避免陷于困难。比如，在西洋史中，“中古”（或“中世纪”）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一般用来指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欧洲所经历的一个约千年左右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教会势力极其强大，“呈现出一个试图在宗教基础上对自身进行政治结构建设的社会”。(88)而在中国，虽然也曾有过佛教较为兴盛的时期，但并没有出现过类似西洋“中古”那样的历史时期。因此，在确定中国历史的“中古”时期的时候，就必须寻找新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很难确定，于是对中国历史“中古”时期的划分（尤其是下限）就出现了混乱，“近古”与“近世”的划分也相应地出现混乱。比如，北大史学系以秦汉迄五代为“本国中古史”，宋迄明为“本国近古史”，明中叶迄民国为“本国近世史”；(89)中央大学史学系以秦汉至南北朝为“中古史”，唐至元为“近古史”，明至民国为“近世史”；(90)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以秦统一至唐末为“中国中古史”，五代至明末为“中国近古史”，清初至民国为“中国近世史”；(91)四川大学历史系以秦汉至魏晋六朝为“中国中古史”，宋初至元末为“中国近古史”，明初至民国为“中国近世史”；(92)东北大学史地系以秦统一至五代为“中国中古史”，宋初至民国为“中国近世史”；(93)齐鲁大学历史政治学系以秦汉至一五一七年欧洲商人东渐为“中古中国史”，一五一七年至民国时期为“近世中国史”。(94)可见，除“中古”的起始（或者说“上古”与“中古”的分界）各校划分基本一致外，其下限以及“近古”与“近世”起讫，各校差别很大，可以说划分十分随意。像四川大学史学系，或许出于不该有的疏忽，竟将“隋唐五代”一段排除在“中国通史”之外。如此纷乱的分期，对通史讲授者而言，尚不是问题，他只需要认定一种分期法讲授即可；但对学者而言，耳目所及，既绝非一种观点，势将造成无所适从、难得确切知识的困惑。此种困惑甚且会因大学毕业者执教中学而延展弥散，影响不可谓不大。 其次，从学程安排来看，将“中国通史”按“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分期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将中西历史对照讲授，以便进行比较。因此，各大学一般都将“中国上古史”与“西洋上古史”安排在同一年度学习，其他各期历史也都一一对应，安排在同一时段学习。然而，由于中西历史发展进程事实上差异很大，加之对“中国通史”的分期很混乱，中西历史比较学习的目的实际上很难达到。比如，“西洋上古史”一般划至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而“中国上古史”一般划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就已经截止了。到公元476年时（相当于中国南朝“宋”的末年），中国已经历了近700年的所谓“中古”时期，两者根本不在同一学年讲授，何来比较？又比如，“欧洲近世史”的起点，一般有四种说法：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4-15世纪“文艺复兴”开始、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而“中国近世史”的起点则有宋朝、元朝、明初、明中叶、清初、鸦片战争后等多种说法，与“欧洲近世史”相比，要么早500-700年左右，要么晚200-400年左右，又如何比较？还有，西洋史不一定全按四期划分，比如20年代的北大史学系采取的就是三期分法，即“欧洲上古史”（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欧洲中古史”（公元300-1500）、“欧美近世史”（1500-1918后）。(95)如此一来，若要中西比较，“本国中古史”与“本国近古史”近1900年的历史就不得不安排在同一年度，以便与“欧洲中古史”对应，而这在课时分配上是极不合理的。因此，北大史学系在课程安排上，事实上并没有能够完全做到中西历史对照讲授。 再次，以划分西洋历史的时间概念来为中国历史分期，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受了“西方中心”史观影响的结果，这在确定“中国近世史”起点问题上体现得最明显。曾在中央政治学校及中央大学讲授“中国近世史”，并且编有《中国近世史》教科书的郑鹤声，在其书“编辑凡例”中说：“自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中古时代，显然有不同之处，是即中古史与近世史之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演变，有‘继往开来’之趋势，其二切表现，皆在根据往古事迹而发扬光大之。且推陈出新，由此而孕育未来之局势，每以民族思想为其演变之原动力。故近世史之范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之历史，无论中西，大都皆然。”(96)这是典型的将西洋史的分期套用于中国史的表现。虽然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以上所言不无道理，但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差异甚大，无视或轻忽这种时空差异，简单地依据西洋历史的发展进程来为其他国家、地区的历史发展分期，难免造成强分时代，乃至割裂历史的弊病。一些大学以明中叶作为“中国近世史”的开端，实际上就是受此种认识影响，从中西交通史的角度出发，特别强调了西洋传教士东来的影响。而在事实上，这种影响是极其有限的，且非持续性的，远不能和鸦片战争所造成的影响相比。(97)有的大学，如齐鲁大学历史政治系，以1517年欧洲商人东渐作为区分“中古中国史”与“近世中国史”的标志，更是无视中国自身历史的发展。该校为教会大学，历史政治系长期由美国人奚尔恩(J.J.Heerens)主持，如此为中国历史分期也不算奇怪。至于鸦片战争，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将其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开端未尝不可。但如果说道光二十年前为“中国近古史”，此年后便是“中国近世史”，强分时代的痕迹仍不免太过明显。 综上所述，按“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分期法讲授“中国通史”，不但不能切实起到中西历史比照学习的作用，反而导致随意划分历史时期、强分时代乃至割裂历史的弊病，中国历史因此被分割得七零八落。而按照这种分期法编撰的通史教科书，也出现了同样的弊病，以至于像吕思勉这样公认的史学大家，在通史分期上也出现了严重的漏洞。正因为如此，这种分期法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逐渐被断代讲授通史之法所取代，也就是必然的了。其实，对于这种分期法，梁启超很早就表达过不同意见，认为这种分法“不能得正当标准”，(98)“太笼统，粗枝大叶的”。(99)雷海宗后来又有更深刻的批评，认为西洋人将欧洲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的做法本身就有问题，这样的分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其中“上古”一段限于希腊、罗马，但随着19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进展，“地下的发掘增加了惊人的史料与史实，和出乎预料的长期时代”，“上古史”其实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西洋人这种不加深思的行动，到中国也就成了金科玉律”，“西洋人自己既然如此看法，我们也随着附和，还有可说；但摹仿西洋，把中国史也分为三段，就未免自扰了”。他又说：“十九世纪西学东渐以后，国人见西洋史分为三段，于是就把中国史也尔样划分。……以先秦时代为上古，秦汉至五代为中古，宋以下为近代。再完备的就以宋为近古，元、明、清为近代，近百年为现代。此外大同小异的分期法，更不知有多少。……但西洋史的三段分法，若把希腊以前除外，还勉强可通；至于中国史的三段分法或五六段分法，却极难说得圆满。”(100) 以“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为通行分段法的通史讲授体系的最终确立，是在分段问题上充分考虑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特点的结果。不过，从通史讲授角度讲，断代讲授通史之法，也有其不易克服的困难。首先，中国历史悠长，不论将其分为八段、七段，还是最通行的六段，都要求有足够合格的师资，才能开设齐全。而在事实上，多数大学史学系并不具备此一条件，其结果是，断代讲授的通史往往不能形成体系，只能根据师资情况，因人设科，讲授其中一段或数段。而在一年一聘的制度下，教授流动又极频繁，结果是就连通史中的一段或数段，也难以定期讲授。自学生方面言之，所学不免零碎；自学校方面言之，也难以形成特色。 断代讲授通史的另一个问题是，纵使师资充足，但因各人讲授一段，“彼此各不照顾，进行先后既有不齐，又常是讲不完，所以六段都不相衔接”。(101)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北大史学系总结过去20年通史断代讲授经验时得出的结论。其实，早在30年代初钱穆针对数人合开共同必修科“中国通史”的弊病，就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在讲堂上明告学生：“我们的通史一课实大不通。我今天在此讲，不知前一堂何人在此讲些什么，又不知下一堂又来何人在此讲些什么。不论所讲谁是谁非，但彼此实无一条线贯通而下。诸位听此一年课，将感头绪纷繁，摸不到要领。故通史一课，实增诸位之不通，恐无其他可得。”(102)一门通史由数人讲授，尚且如此难以沟通，何况将通史分为若干段落，设为若干课程，由若干人来讲授，彼此的隔膜恐怕就更严重了。还好，以钱穆的能力，可以独自承担“中国通史”一门课的讲授，并编撰出《国史大纲》这样简明扼要很受欢迎的教本来。然而，作为共同必修科的“中国通史”，毕竟不能取代断代讲授的通史。所以，北大史学系仍要另将通史分作六段讲授，并且钱穆本人还一直承担着“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两段。(103) 北大史学系如此，其他大学更是如此。毕竟，在整个民国时期，真正能够以一己之力承担通史几个段落讲授的，只有邓之城、吕思勉、缪风林等少数人而已。因此，断代讲授通史，实为必要且不得不行的办法。也正因如此，如何解决通史各段沟通问题，始终是个难题。1947年夏，北大史学系曾专门开会，讨论“中国通史”分段问题，决定分为四段讲授，请余逊、邓广铭负责拟定具体办法。(104)其目的显然是试图通过减少分段，尽可能将通史各段打通。然而，至迟到1949年夏为止，北大史学系依然采用的是六段分法，直到50年代初才改为四段讲授。根据当时的课表，新划分的四段为：“先秦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宋辽金史”、“元明清史”。(105)据称，“这一办法曾被许多大学的史学系仿行过，并认为有效”。(106)然而，减少分段，即意味着每段期限延长，也就意味着提高了对讲授者知识背景的要求。这对于少数师资雄厚的大学史学系而言，尚可勉强实施，但对多数条件一般的大学史学系来说，除了能稍稍缓解师资不足的困难外，于讲授效果上究竟有若何之进步，怕是很值得怀疑的。 结语 “历史的性质，是贯一的，是继续不断的，他如一条大河，是首尾连接的，是不能分成段落的”。(107)分期不过是为了讲授上或研究上便利起见。由于认识的差异、标准的不一，因而产生各种不同的分期。但历史又不是可以随意打扮的，无论以何种标准分期，都应当以尽可能尊重历史本身为前提。就中国历史而言，以闭锁的眼光看待它，无视它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互动，便是对中国历史的不尊重；但若无视历史发展进程的时空差异，脱离中国历史发展实际去看待它，同样是对它的不尊重。较为科学的分期，应当是充分考虑这两种因素的结果。民国时期大学“中国通史”讲授体系的演变，显然不仅仅是个分期问题，对如何认识与尊重历史，也是一种启发。近年来，有研究者又提出，应当用“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代”等时间概念来划分历史时期，以“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形态特征”，具体说来，“秦朝统一以前，可以称为上古（若仔细划分，还可以把先商文明叫远古）；秦汉是中古早期，魏晋隋唐为中古盛期，宋元明清为中古晚期（或称近古时期）；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社会进入近代时期”。(108)回顾历史，便可知道，此种分期法至少在时段起讫上，早已有之，并且早就被抛弃了。当然，倘能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确立一种客观的、令人信服的分期标准，则此种分期尝试未尝不可再加进行；倘若不能，则不免如20世纪20-30年代一般，徒增纷扰、歧义而已。 注释： ①在中国历史文献当中，也曾出现过“上古”、“中古”、“近世”等名词。其中“上古”一般指有文字以前的历史；“中古”或指虞夏时期，或指商周之间，或指秦代；“近世”则无特指，一般用来表示距身所处不远的时代。这几个时间概念的含义，与清末以来它们的含义并不相同。至于“近古”一词，在历史文献中似很少使用。 ②［日］桑原騭藏著，樊炳清译：《东洋史要》，上海：东文学社光绪二十五年(1899)版，第5页。 ③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后序》，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三年(1911)第5版，卷末，第1页。 ④汪荣宝：《清史讲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94），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页。 ⑤北大“中国史学门”于1909年秋开始招生，1910年春开学，学制3年，当时名为京师大学堂“中国史学门”。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中国史学门”。1913年春首批本科生毕业后一度停办，1917年蔡元培任校长后恢复。 ⑥《改订文科课程会议纪事：第二第三次会议议决案》，《北京大学日刊》第15号，1917年12月2日，第3版。 ⑦《文本科现行课程》，《北京大学日刊》第12号，1917年11月29日，第3版。 ⑧《国立北京大学文科课程一览》（民国九至十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19029；《注册部通告》，《北京大学日刊》第702号，1920年9月25日，第3版。 ⑨《史学系本年科目》（民国十至十一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869号，1921年10月19日，第2版。 ⑩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编辑中国史条例》，《北京大学日刊》第869号，1921年10月19日，第3版。 (11)《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十二至十三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1302号，1923年9月29日，第3版。 (12)《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十三至十四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l919029。《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十四至十五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19029。《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十五至十六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1997号，1926年12月4日，第4版；《国立京师大学校文科教员授课时数预算表》（民国十六至十七年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教育部全宗1057-476。 (13)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编辑中国史条例》，《北京大学日刊》第869号，1921年10月19日，第3版。 (14)《国立北京大学讲授国学之课程并说明书》，《北京大学日刊》第720号，1920年10月19日，第3版。 (15)《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十三至十四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19029。 (16)《国立广东大学文科各系课程》，广东省档案馆，国立广东大学全宗31-1-10。 (17)《本校课程时间表》，《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2期，1926年10月，第20页；《各科概览》，《国立中山大学一览》，国立中山大学1930年版，第28页。 (18)《历史学系指导书》，《国立成都大学校报》第8期，1927年6月9日，第4-6页。 (19)《史地学系历史门课程规例说明》，《国立中央大学一览》（民国十六至十七年度），国立中央大学1928年，第3-5页；缪风林：《中央大学历史系课程规例说明草案要删》，《史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29年3月，第1-4页；《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规则说明书》，国立中央大学编：《史学》第1期，1930年12月，第293页。 (20)《本学期文科新添学程》，《厦大周刊》第196期，1929年3月9日，第9页；《本学期各教员担任之功课》，《厦大周刊》第256期，1931年4月18日，第14-15页；《各学院教员每周担任学程时数表》（民国二十四年秋季），《厦门大学教职员暨学生名录》（民国二十四年八月至二十五年七月），国立厦门大学注册部1936年版，第4页。 (21)《学程纲要•史学系》，《私立大夏大学一览》（民国十九至二十年度），私立大夏大学1930年版，第20页；《学程纲要•史学系》，《私立大夏大学一览》（民国二十至二十一年度），私立大夏大学1931年版，第19页；《学程概要•历史社会学系》，《私立大夏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二至二十三年度），私立大夏大学1933年版，第43-44页。 (22)《史学系•课程纲要》，《国立四川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度），国立四川大学1936年版，第47-48页。 (23)《河南大学二十二年度第一学期大考日程表》，《河南大学校刊》第9期，1934年1月11日，第3版；《本校本学期开设学程一览》，《河南大学校刊》第81期，1935年9月9日，第4版。 (24)《历史系课程标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一览》，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34年版，第136-139页。 (25)《文理学院课程纲要》，《私立岭南大学章则课程》（《岭南大学一览》布告第五十一号上编单行本），私立岭南大学1934年版，第128页；《本大学各院系开设科目表》（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广东省档案馆，私立岭南大学全宗38-1-75。 (26)《浙江大学史地学系规程》，国立浙江大学史地学会编：《史地杂志》创刊号，1937年5月，第87-88页；《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史地学系学程一览》（民国二十六年度第一、二学期），浙江省档案馆，国立浙江大学全宗L053-001-3885；《国立浙江大学教职员名册》（民国二十七年），浙江省档案馆，国立浙江大学全宗L053-001-3700。 (27)《齐大1924-1931年秋各学期授课时间表》，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J109-02-8；《1932-1937年齐大课程表》，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J109-02-79；《历史政治学系课程内容》，《山东济南私立齐鲁大学文理两学院一览》（民国二十年布告类第81号），私立齐鲁大学印刷所1931年版，第60页。 (28)《学程一览•历史学系》，《私立之江文理学院一览》，私立之江文理学院1930年版，第43-45页。 (29)《史地学系课程说明》，东北大学一览编辑委员会：《东北大学一览》，国立东北大学出版部1936年版，第9页。《史地学系学程号数及说明》，臧启芳编：《国立东北大学一览》，国立东北大学1939年版，第72-73页。《国立东北大学二十八年度课程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全宗5-5677；《国立东北大学文理学院史地系课程单及说明一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全宗5-5677。 (30)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初印于清末，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只写到隋末。1933年商务印书馆列为“大学丛书”之一印行，改名《中国古代史》。 (31)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大学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5页。 (32)章嵚：《中华通史》（大学丛书）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目次”，第1-16页；同书，下册，1934年再版，“目次”，第1-12页。 (33)王桐龄：《中国史》第1编，北平：文化学社1930年第3版，“凡例”，第1页。 (34)金兆丰：《中国通史》，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2页。 (35)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4版，“目次”，第1-11页。 (36)金兆丰：《中国通史》，第87-94页。 (37)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大学丛书），第2页。按：此处“本章”是指夏著第二篇第二章。夏著第一篇为“上古史”，分两章，第一章“传疑时代（太古三代）”，第二章“化成时代（春秋战国）”；第二篇为“中古史”，也分两章，第一章“极盛时代（秦汉）”，第二章“中衰时代（魏晋南北朝）”，此章原计划写至五代，实际写至隋。 (38)王桐龄：《中国史》第2编，北平：文化学社1928年再版，第1-32页。 (39)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10-11页。 (40)吕思勉还写过一种书，叫《本国史答问》，其中有个问题：“中国史之时期如何划分？”吕思勉的回答是，“可大别为四期”：“上古”（秦以前），“中古”（汉至明），“近代”（清），“现代”（革命起至现在）。（吕思勉：《本国史答问》，收入《吕思勉遗文集》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8页。）其中“上古”（秦以前）按一般的理解，是不包括大一统后的秦王朝在内的，可“中古”（汉至明）也没有从秦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统治王朝，竟然没有被纳入分期当中。而且，这个分期，无论是和《白话本国史》绪论的分期相比，还是和正编的分期相比，又都有很大差别。可见，吕思勉在中国史分期问题上，的确陷入了混乱状态当中。 (4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页。 (42)Announcement of Course(1924-1925)，北京大学档案馆，私立燕京大学全宗YJ1924006；Announcement of Course(1925-1926)，北京大学档案馆，私立燕京大学全宗YJ1924006。 (43)《私立北平燕京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课程一览》，私立燕京大学（第二十届布告第四十三号）1935年，第5-8页。 (44)《历史学系及研究部课程说明》，私立燕京大学（第二十六届布告第四十三号）1941年，第3-5页。 (45)《燕京大学课程》（民国三十七至三十八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私立燕京大学全宗YJ1948045。 (46)《各院系年级课程表》，《辅仁大学》（民国十八年六月订），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私立辅仁大学全宗1-4。 (47)《辅仁大学一览》(1926-1951)，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私立辅仁大学全宗1-753。 (48)《文学院各学系学程•历史学系》，《国立清华大学本科学程一览》（民国十八至十九年度），国立清华大学1929年，第33-34页。 (49)《历史学系近三年概况》（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二年），清华大学档案馆，国立清华大学全宗1-2:1-19。 (50)《文学院历史学系学程一览》，《国立清华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三至二十四年度），国立清华大学1935年，第2-3页。 (51)《文学院历史学系学程一览》，《清华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度），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页。 (52)《史学系课程》，《北京大学日刊》第2237号，1929年9月23日，第3版。 (53)《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十九至二十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2470号，1930年10月16日，第2版。 (54)《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二十至二十一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0014。 (55)《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一至二十二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2012；《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二至二十三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3014；《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三至二十四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4009；《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四至二十五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5008；《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6015。 (56)国立北京大学讲师讲员助教联合会编：《北大院系介绍》，国立北京大学1948年，第28页。 (57)《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学程一览》，《国立清华大学一览》，国立清华大学1947年，第22页。 (58)《学程纲要•史学系》，《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十九至二十年度），私立金陵大学1931年版，第40-43页。 (59)《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二十至二十一年度），国立武汉大学1932年版，第14页。 (60)《文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二十四至二十五年度），国立武汉大学1935年版，第26页；《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廿六、廿七年度），武汉大学档案馆，国立武汉大学全宗L7-1937-20；《国立武汉大学各院系课目表》（民国二十八至二十九年度），武汉大学档案馆，国立武汉大学全宗L7-1939-57。 (61)《国立武汉大学廿九年度教员名册》，武汉大学档案馆，国立武汉大学全宗L7-1941-21；《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课程指导书》（民国三十三至三十四年度），武汉大学档案馆，国立武汉大学全宗L7-1944-18；《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课程指导书》（民国三十四至三十五年度），武汉大学档案馆，国立武汉大学全宗L7-1945-41。 (62)《文学院概况》（国立武汉大学二十周年纪念特刊之一），武汉大学档案馆，国立武汉大学全宗L7-1947-68。 (63)《1932-1937年齐大课程表》，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J109-02-79。 (64)在中央大学史学系1932-1933年度课程中，尚有“中国通史（中古部分）”名目，1933年秋新开“秦汉史”，1934年春时已有“宋辽金史”、“元明史”、“清史”等科目，由此可知，中央大学史学系是从1933-1934年度起改为断代讲授通史之法的。参见《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一年度上学期），《中央大学日刊》第810-811号，1932年10月8日、10日，第24、27-28页；《史学系通告》（一），《中央大学日刊》第1028号，1933年9月9日，第898页；《注册组通告》（第三十一号），《中央大学日刊》第1159号，1934年3月3日，第1421页。 (65)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会：《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课程表审查意见》（民国二十八年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立中央大学全宗648-2278。 (66)《本学期各院系开设学程一览》，《河南大学校刊》第135期，1936年9月7日，第2版。 (67)《文学院各系分述•史学系•课程》，《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概览》，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33年版，第60-65页；《文学院•课程》，《国立中山大学现状》，国立中山大学1935年，第93-94页。 (68)《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院务报告》（民国二十七至二十八年），广东省档案馆，国立中山大学全宗20-1-5。 (69)《大学各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教育部1939年8月12日第18892号训令颁发），《高等教育法令汇编》，重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42年，第309-310页。 (70)《国立东北大学送部审查资格教员名册》（民国二十九至三十年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教育部全宗5-2603。 (71)《国立东北大学三十四年度教员名册》（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教育部全宗5-2602。 (72)《文学院历史学系课程表》，《厦门大学一览》，长汀国立厦门大学1940年版，第31页。 (73)《国立浙江大学要览》（民国三十七年八月编），浙江省档案馆，国立浙江大学全宗L053-001-3825。 (74)《国立云南大学各院科系目表》（民国三十七年四月），云南省档案馆，国立云南大学全宗16-2-240。 (75)《国立贵州大学概况》（民国三十六至三十七年度），山东省档案馆，国立山东大学全宗J110-0101283。按：此件存国立山东大学全宗内。 (76)《1939年教职员授课时间表》，陕西省档案馆，国立西北大学全宗667-2-16。 (77)《课程》，《国立西北大学概况》，国立西北大学1947年版，第11页。 (78)《本学期各学科系目一览》，《协大周刊》第14卷第2期，1941年9月15日，第2页；《各科系开设课程》，《协大周刊》第16卷第2期，1942年2月23日，第2页；《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三十一年度教员名册》，福建省档案馆，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全宗5-1-94；《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三十二年度教员名册》，福建省档案馆，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全宗5-1-17；《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三十三年度教员名册》，福建省档案馆，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全宗5-1-43；《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三十四年度教员名册》，福建省档案馆，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全宗5-1-43；《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三十五年度教员名册》，福建省档案馆，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全宗5-1-43；《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三十六年度教员名册》，福建省档案馆，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全宗5-1-43；《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三十七年度教员名册》，福建省档案馆，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全宗5-1-43。 (79)《私立岭南大学三十年度教员名册》，广东省档案馆，私立岭南大学全宗38-1-78；《私立岭南大学三十一年度教员名册》，广东省档案馆，私立岭南大学全宗38-1-78；《私立岭南大学三十二年度教员名册》，广东省档案馆，私立岭南大学全宗38-1-78。 (80)《国立复旦大学文学院史地学系三十二学年度第一学期科目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全宗5-5712；《国立复旦大学文学院史地学系三十三学年度第二学期科目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全宗5-5712；《国立复旦大学三十四年度第二学期教员名册》，复旦大学档案馆，国立复旦大学全宗819；《国立复旦大学文学院史地学系分年课程表》，《复旦大学一览》，国立复旦大学1947年版，第103页。 (81)《国立暨南大学三十五年度教员名册》（第二学期），上海市档案馆，国立暨南大学全宗Q240-1-603；《国立暨南大学三十六年度教员名册》（第一学期），上海市档案馆，国立暨南大学全宗Q240-1-606；《国立暨南大学三十七年度教员名册》，上海市档案馆，国立暨南大学全宗Q240-1-609。 (82)《私立光华大学三十四下学年度教员名册》，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私立光华大学全宗82-2-235；《私立光华大学三十五上学年度教员名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全宗5-2688。 (83)《国立南开大学各学院概况》（民国三十六年），王文俊等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5页。 (84)据笔者所见史料，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各主要大学中，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所开“中国通史”，依然坚持采用“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中国近古史”、“中国近世史”的分期法，但到民国三十七至三十八年度时，也最终改成了断代讲授，当年开设的科目有“中国上古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国立师范学院呈报教职员名册及补报人事登记表》（民国二十九至三十六年），湖南省档案馆，国立师范学院全宗61-1-26。） (85)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3页。 (86)吕思勉晚年谈及《白话本国史》时曾说：“此书在当时有一部分参考价值，今则予说亦多改变矣。”（俞振基：《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94页。）虽未有具体说明，但对中国通史分期认识的改变，显然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87)齐思和：《西洋史教学之基本问题》，北京：函雅堂书店1941年版，第13页。 (88)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著：《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1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89)《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十四至十五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19029。 (90)《史地学系历史门课程规例说明》，《国立中央大学一览》（民国十六至十七年度），国立中央大学1928年版，第6-7页。 (91)《历史系课程标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一览》，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34年版，第143-144页。 (92)《史学系•课程纲要》，《国立四川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度），国立四川大学1936年版，第47-48页。 (93)《史地学系课程说明》，东北大学一览编辑委员会：《东北大学一览》，国立东北大学出版部1936年版，第9页；《史地学系学程号数及说明》，臧启芳编：《国立东北大学一览》，国立东北大学1939年版，第72-73页。 (94)《历史政治学系课程内容》，《山东济南私立齐鲁大学文理两学院一览》（民国二十年布告类第八十一号），私立齐鲁大学印刷所1931年版，第60页。 (95)《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十四至十五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19029。 (96)《郑鹤声自述》，转引自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2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97)顾颉刚曾将这一关于“中国近世史”开端的说法，归纳为民国时期关于这一问题的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说法之一（另一种说法主张以鸦片战争为开端），足见在当时这种说法是很有影响的。（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9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17页。 (9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36页。 (100)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5页。 (101)《北大历史系概况》（1951年），北京大学档案馆，北京大学全宗2011951051。 (10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1页。 (103)《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至二十一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1930014；《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一至二十二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2012；《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二至二十三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3014；《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三至二十四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4009；《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四至二十五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5008；《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6015。 (104)《北大史学系系务会议及史学系五年计划》（民国三十六年），北京大学档案馆，北京大学全宗BD1947447。 (105)《历史系1951-1961教学计划汇集》，北京大学档案馆，北京大学历史系全宗9-13-3。 (106)《北大历史系概况》（1951年），北京大学档案馆，北京大学全宗2011951051。 (107)陈衡哲：《西洋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国难后第8版，第6页。 (108)《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18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