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从敦煌契约文书的整理角度而言，前辈学者的工作基本完成于本世纪初，若以《辑校》为标准，根据已刊世界各地所藏敦煌文书的图版，还能增补相当数量的契约文书，其中以俄藏、中藏、日藏为多，这在笔者上文的回顾中已可得见。经过学者们的努力，目前为止，新出或补漏的契约文书已有60余件。因此，在《辑校》的基础上重新完成一份更全面的，尤其是图文对照的契约文书辑校本，兼将历年学者对每件文书的研究作成题解索引，可大大方便学界参考引用，是当前非常有必要进行的一项工作。 其次，沙知当年的录文，也大量参考了如那波利贞、许国霖、仁井田陞、池田温、唐耕耦等先生的成果。鉴于各家的整理方式和理解不同，形成对（部分）同一件契约文书定名、定年和定性的不同，而这些不同也容易被使用者忽视，往往同一件契约被不同作者中冠以不同的定名，以及确定为时间差距较大的不同时代，这些都容易令其他研究者混淆。《辑校》将契约文书分为买卖、便贷、雇佣、租佃质典、分书放书遗书、凭约、性质不明等七类，但其中的一些分类标准如今看来仍有可商榷之处，何况《辑校》的分类与其他先生的分类标准也有不少差异。如何求同存异，为敦煌契约文书进行相对统一的定性、定名和定年，以及进行更加系统化的分类，将以往过录的文书，按照通行的敦煌文书释录标准重新一一核对校订，也是一项亟待进行的工作。 再次，有关敦煌契约文书的整理刊发，还有其他一些补漏工作需要进行，对一些散藏机构中敦煌契约文书的关注，如据王素、任昉、孟嗣徽《故宫博物院院刊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提要（写经、文书类）》介绍，故宫博物院藏新152372号敦煌文书中抄有一份契约，暂定名《丙戌年五月十日敦煌百姓李福延借贷契》（《故宫学刊》第3辑，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惜至今未见录文或图版。其次，英、法、俄等国大宗敦煌文书收藏机构中的一些契约文书，仍有一些小的遗漏未见辑录，如据童丕《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余欣等译，中华书局，2003年）译者序，该书当年（1995年）征引并翻译成法文的一些敦煌契约文书，如P.4093f1v、P.2207P2、P.2564v、P.3100R3号4件，目前仍仅见于童丕书中介绍。这些散见的契约文书，也应该被尽量收入敦煌契约文书的辑校本中。 最后，目前所见的敦煌契约文书，上起唐天宝年间，下迄北宋初，其中以蕃占和归义军时期为多，这两个时期也正是敦煌社会的两个大转型期。蕃占时强令居民移风易俗，敦煌传统文化和吐蕃文化有了强烈的碰撞和融合，也在无奈中实现了本地文化的一些转型；归义军时期虽大力恢复汉文化的主导地位，但时值唐宋社会整体转型的大时代，敦煌的教令习俗也随时而动。具体到敦煌契约文书，其性质、类别、内容和书写格式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各有时代烙印，这是以往研究者不太关注和区别的，也是研究者今后应深入研究的地方。与敦煌文书齐名的吐鲁番契约文书，上起北凉，晚至唐开元年间。两地文书的时间正好能大致相衔，前贤已比较了敦煌与吐鲁番契约的诸多不同点，如敦煌契约便贷类最多，且基本为便贷粮食布帛，而吐鲁番契约以举钱为多；敦煌租佃类契约较少，吐鲁番契约中此类却最多。敦煌契约和寺院的关系最为密切，吐鲁番契约则基本和寺院无关，等等。相对而言，目前对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的比较研究成果还是相对较少。对时间先后相接、不同地点出土的契约文书研究，同样可以纳入文化差异和时代转型的大框架之中，这也是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全面整理工作完成之后，学界需要长时段关注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是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文书学研究”子课题“隋唐五代古文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4ZDB0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