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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尤以资料丰富为特色，对众多未能查阅英国东印度公司原档案的学者来说，它甚至成为“一手资料”。汉学家费正清则赞誉其为“一部根据东印度公司档案浓缩而成的优秀著作”。 对研究17—19世纪中西贸易和中西关系的学者来说，马士（Hosea Ballou Morse）所著的五卷本《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是一部绕不过去的学术名著。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以编年体形式，勾勒出两百余年早期中英贸易的盛况。它不仅开创了鸦片战争前的中英贸易研究，其丰富的史料和专题性论述还涉及诸如西方各国对华贸易状况、中西科技文化交流、中西礼仪之争、中外司法争端、清代对外贸易体制、广州十三行研究等众多方面。《编年史》尤以资料丰富为特色，对众多未能查阅英国东印度公司原档案的学者来说，它甚至成为“一手资料”。中外关系史专家朱杰勤先生称该书“以材料丰富而论，至今尚无其匹”。汉学家费正清则赞誉其为“一部根据东印度公司档案浓缩而成的优秀著作”。 《编年史》作者马士是近代西方中国学的权威学者和奠基人，自1874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便一直在中国海关任职，成为时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手下的年轻人中非常突出的一位”。在结束了长达34年的海关生涯后，马士婉拒了出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差事，随妻子回到英国定居。退休后的马士开始投入到对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和社会经济的研究，并撰写了包括《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和《远东国际关系史》等在内的多部学术著作。其研究也促成了西方学者从传统汉学研究向中国研究的转型。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是马士最后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论著，被费正清等誉为“马士最具持久生命力的著作”。马士以个人之力完成这部史学巨著实属不易，他需要“总结1834年之前英国与古老中国的贸易记录”，“需要把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里二百多卷尘封的档案搞得一清二楚”，仅由整理工作看，便不可不谓之工程浩大。马士在写作时，主要借鉴的是现藏大英图书馆的印度事务部档案（India Office Records，简称IOR）里面的一部分关于广州商馆（Canton Factory）的材料（IOR/G/12）。这批G/12 系列档案共 291册，其中大部分内容是早期广州商馆的来华大班（Supercargoes）的商务纪录，以及组成特选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之后的《会议纪录簿》（Consultation）、《秘密会议纪录簿》（Secret Consultation）和《日志》（Diary）。此外，档案中亦包含了早期广州以外其他商馆的档案、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访华使团与阿美士德（William P. Amherst）访华使团的书信、1823—1832 年间董事会收到的中国信件等各种材料。 然马士受限于时代环境，以致写作时无法读到其他与中英贸易相关的文献。比如同为印度事务部档案的IOR/10系列，收集了各时期董事会给来华大班的指令和信件；再如现藏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外交部档案FO/233、FO/1048等系列，涵盖了广州商馆的贸易与情报报告、商馆与广东官员往来的交涉文书、与十三行行商贸易货单及借赊单据、商馆内华人买办与通事的记录等资料。这些价值极高的原始资料，在马士的写作过程中都未及使用。此外，《编年史》所参引资料仅限于西文文献，作者对大量清宫档案、中文通信、汉文典籍等都未予使用，缺乏中西文献互证。因而，也造成了书中在叙述一些问题时交代不清，甚至表述错误。因此，《编年史》仍有需要校正、补充之处。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都在中译本的中文注释中得到了解决。 《编年史》英文原版第一至第四卷于1926年出版，第五卷于1929年出版。而直到半个多世纪后，这部研究早期中英贸易的名著，始有中译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初版）。其汉译过程亦十分艰难，译者区宗华先生为翻译本书耗费了极大心力。正如其自述：“本译本完成于十年浩劫前期，译者当时处境艰难，孤立无援。”但凭着区先生过人的毅力与他对中外经济史的熟悉，终于在“文革”的艰难时期，历时两年半，独立完成了这部140万字的译稿。后复经林树惠先生校订，章文钦先生校注、补注，使中译本以更完善的译校质量付梓。 《编年史》中译本自1991年初版面世后，即广受相关专题研究者的关注和使用，初版至今已二十余年，早已绝版，但学界仍有需求。现中译本修订新版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