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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底，北方正值隆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李际宁行车800多公里，从北京赶赴山西绛县太阴山下。建在太阴山上的太阴寺，有一方元代石碑，种种迹象表明，碑文与国图馆藏的《赵城金藏》有关。李际宁希望从中找到一些线索，以解开刻印《赵城金藏》的种种谜团。 原太岳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原名李维略）之子李万里，从30多年前就开始了远行，寻访数十位老八路，为的是还原抗战时期父辈浴血抢运保护《赵城金藏》的历史。 在国图馆藏的众多善本中，《赵城金藏》这部金代雕刻的佛教大藏经，不如殷商甲骨古老，没有天禄琳琅精致，比起西夏文献，文献类型也称得上单一。但1933年一经学界发现，《赵城金藏》就广受瞩目，至今仍与文津阁《四库全书》、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更有人把这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珍贵标本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笈”。 由于史料稀缺，无论是900多年前刻印《赵城金藏》的经过，还是70多年前从日军虎口下抢运国宝的历程，学界都知之甚少。就像当年修复人员一层层地剥离粘连在一起的《赵城金藏》经卷一样，如今人们正在一点点地揭开那些历史的细节。 “似乎每一卷上都染有人民战士的血花” 1949年5月14日，北平和平解放不足4个月，弥漫在华北上空的硝烟尚未散尽，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物部副部长王冶秋、中国佛学院院长周叔迦、华北大学副校长范文澜、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向达、季羡林等各界人士会聚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研讨《赵城金藏》修复方案。十几天前运抵该馆的4000余卷《赵城金藏》，正在展出。 “大藏经是汇集佛教经典的大型丛书。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雕版印刷的大藏经是北宋的《开宝藏》，此后历朝皆有整理雕印佛教大藏经的传统。到民国初年，宋代、元代刻印的大藏经，都只残存零卷零本了，当时的学术界和寺院都缺少可以使用的大藏经。1933年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的《赵城金藏》，不仅刻印的年代早、留存的数量大，而且行款与《开宝藏》相同，保留了《开宝藏》的面貌。”李际宁说，北平图书馆对《赵城金藏》的修复非常重视，因此才邀请众多名家前来座谈。 然而，如此珍贵的典籍，一度面临被日寇掠夺的危险。 20世纪30年代，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就派人赴广胜寺密商，希望寺方转让《赵城金藏》，遭到拒绝。此后赵城沦陷，广胜寺僧人把经卷全部转移到寺内飞虹塔佛像内封存，以备不测。1942年春，史健通过内线得到日寇企图抢夺《赵城金藏》的情报，向中央汇报后，随即部署抢运。 “在我们到达广胜寺以前，赵城县地方干部已经做好寺内和尚的工作，同意我们把经书运出。在地方干部的引导和协助下，我们顺利登上藏放经书的飞虹塔二层。”李万里采访的王万荣，时任太岳军分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据他回忆，当时采取接力的办法，将经卷一捆一捆地从塔上往下传送，在院中等候的战友把经卷传到塔外装进荆篮和布袋，用绳子捆好，立即撤离。 “原计划马上将经卷转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还没来得及，日本人的大扫荡就开始了。”原太岳区二地委秘书长曾远告诉李万里，因为没抢到经卷而恼羞成怒的日军，直奔二地委机关所在地安泽县亢驿村。反“扫荡”出发前，史健宣布了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党纪处分。”干部、战士们背负着经卷，与日寇展开了周旋。此后经卷辗转多地，直至1949年入藏北平图书馆，才最终有了一个安稳的归宿。在保护转运经卷的几年中，穆彬、徐生芳、蔡发祥、郭长健、段和生、刘明顺等八路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9年5月31日，看过北平图书馆《赵城金藏》展的向达在《人民日报》撰文：“三十六年（1947年）冬天在南方见到徐森玉先生，从他那里隐约知道赵城藏的消息。三十七年（1948年）春天郑振铎先生又告诉我，洛阳解放以后，共产党电台广播有保存古迹和文物的通告。当时大家都很高兴，一方面对于国民党宣传共产党毁灭文化的谣言放了心，一方面十几年来我们自己的工作都或多或少地同保存文物发生关系，在南方看到一些朋友负责保管抗战期间南运的文物，流离于荒山蛮洞之中，过那凄凉寂寞的岁月，一听到北方对于古代文物也是如此的爱护自然更感兴奋。五月十四日得参加座谈会听了各位先生的报告，再看看展览的古代经卷，似乎每一卷上都染有人民战士的血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