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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的《皇元大科三场文选》只存《四书疑》《周易疑》和《易义》三种的残本。但其在装订上的错乱导致了这部《易义》长期以来被学界所忽略，也导致了“今存元代《三场文选》只有两种”的成见的形成。 学界一般认为，现存元刻程墨文献有两种：《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和《皇元大科三场文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这两种《三场文选》的残本，而日本则藏有其全本。两种《三场文选》为延祐元年至至正元年各科的墨卷选集，有考官批语。学界对元代的进士题名、科目、墨卷的研究都是在这个共识之下进行的。比如，在《两种〈三场文选〉中所见元代科举人物名录——兼说钱大昕〈元进士考〉》一文中，陈高华先生在介绍内阁文库藏本《皇元大科三场文选》时说：“现存《皇元大科三场文选》就是辛巳乡试和壬午会试程文的选本，前引杨士奇《元程文四集》中提到的至正二年程文，应即此本。”其理由是，除《青云梯》之外，今天可见的元代程文文集即上述两种《三场文选》。《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选的是元代前八科乡试和前七科会试程墨，《皇元大科三场文选》选的是至正复科之后辛巳（1341）乡试和壬午（1342）会试的程墨（陈高华《两种〈三场文选〉中所见元代科举人物名录——兼说钱大昕〈元进士考〉》，《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刊》2001年第1集）。黄仁生教授也因为相同的理由而认为《皇元大科三场文选》“实可作为上述刘仁初所编《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的续书来看待”（黄仁生《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59页）。 但是，如果至正复科之后的程墨选集不止《皇元大科三场文选》一种，则杨士奇所提到的至正二年程文不一定就是《皇元大科三场文选》。事实上，《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另有自己的续集。 研究元代科举的学者都知道，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两种《三场文选》都是残本，远不如日本所藏的两种为学界所重。但遗憾的是，日藏本的完整性反而导致了学界对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残本的忽视。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皇元大科三场文选》只存《四书疑》《周易疑》和《易义》三种的残本。其扉页有图书馆所记该书的残存情况（见左图）。 但事实上，第六条《易义》（四叶）并非《皇元大科三场文选》，而是《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易义》。这是日本静嘉堂藏本之外的另一种《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国图本《皇元大科三场文选》在装订上的错乱导致了这部《易义》长期以来被学界所忽略，也导致了“今存元代《三场文选》只有两种”的成见的形成。 国图数据库题录了这一书名：“《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易义》 [善本]，一卷 / (元)周旉辑，出版项：元至正4年[1344]。”书名没有错，但“周旉辑”、“元至正4年”刊刻，这样的题录则纯属想当然之举。 该书首页书名为《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易义》，易义（第十一科 丁亥乡试）。丁亥为至正七年（1347），正是元代乡试第十一科之年。该书版式与前八科的《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基本一致，而与《皇元大科三场文选》不同。只是在书名之下原本标明“甲集”、“乙集”的地方被削成了黑块，编者姓名的位置也被做了黑块处理，只剩下“编集”二字。这种处理方式可以见出其编者并非刘仁初或周旉，刊刻者恐怕也不是建安勤德书堂或虞氏务本斋（见右图）。 从这部《易义》可知，《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在至正复科之后又继续地在往下编。究竟编了多少集？编者是谁？已不可知。但按五经（易、诗、书、礼、春秋）结集则是可以推断的。 此《易义》墨卷选了江浙乡试傅常“易义”科的卷子，后面是中书堂会试“易义”科的卷子，未署姓名，应是傅常在第二年戊子（1348）参加会试时的卷子。 据沈仁国《元朝进士集证》，傅常，字仲常，铅山人。中至正七年（1347）江浙行省乡试，八年，登王宗哲榜三甲进士，赐同进士出身，授将士郎。至正十一年，时任绍兴路余姚州判官，居官一年，剖决阻滞，吏民翕然服之。秋，海上有警，宣阃檄仲常侦贼定海，而仲常所受兵素不习战，与贼遇，弗敌，死之（沈仁国《元朝进士集证》，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0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