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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研究和发现，都是对佛教文化的探寻 80多年来，在保护《赵城金藏》的同时，学者也对这部稀见的文化宝藏进行着不懈的研究。 “广胜寺今在赵城县东南四十里，居霍山南原……殿中供如来像龛，两壁立诸天像数十尊，间有 毁，大藏经昔尝庋于像前，作雀鼠巢穴，今犹想见其形势。”1934年，支那内学院院长欧阳竟无的弟子蒋唯心，从南京只身远赴广胜寺，调查这部古本大藏经的情况。他发表的《〈金藏〉雕印始末考》，首次从学术角度对这部大藏经进行研究，而且从《永乐大典》等典籍中，挖掘出金代人崔法珍断臂募刻此藏的史料，让这段长期湮没的历史显露出真容。 学界公认，《〈金藏〉雕印始末考》是最具参考价值的《赵城金藏》研究成果之一。然而，由于原始文献的缺乏，仍有不少问题蒋唯心没有给出圆满解答。 “传世文献中，有关崔法珍刊雕大藏经的记载，只有寥寥几条，而且都源于金代明昌四年（1193年）由赵沨书写的一篇碑文。‘赵沨碑’早就不在了，碑文也亡佚了，很多细节无从考证。”1994年，在整理馆藏文献的过程中，李际宁偶然发现了一篇题为《最初敕赐弘教大师雕藏经板院记》的文章，前半部分正是“赵沨碑”的原文。 “赵沨碑”记载了杨惠温等同心协力雕刻经板、沙门导遵等参与校正、刘法善等捐助刻经等细节，此前不见于任何传世文献。由于此文的发现，明代以来关于崔法珍刊雕大藏经的种种误解得以涣然冰释。 既然这篇文章题名为“最初”，那“其后”又发生了什么？李际宁百思不得其解。直到20多年后，太阴寺那方碑名为《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的出现，他才找到了答案。 “过去，学术界认为《赵城金藏》的刊雕地点只是崔法珍所在的天宁寺。通过《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我们可以知道，这部大藏经是多处寺院共同合力完成的，天宁寺可以视作这些寺院的‘总部’。”李际宁说，据《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记载，在天宁寺以外，又“起数作院，雕造大藏经板”，“于新田、翼城、古绛三处，再起作院，补雕经板数圆备”，“这些记载可以证明，在天宁寺‘最初’刻经之外，又有其他寺院后续开展了雕藏活动”。 在《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的碑阴中，还刻有一幅“牌位”示意图。李际宁分析，牌位的一侧是“王公菩萨”开创的太阴寺法脉，另一侧是“童女菩萨”崔法珍开创的天宁寺法脉，位列中央的“宗祖律师菩萨”应该是崔法珍与“王公菩萨”共同的师父。这条资料的发现，让《赵城金藏》雕刻过程中的人物关系、寺院关系逐渐清晰起来。 “《赵城金藏》的发现距今不过80多年，离我们并不算太远，但是这段学术史已经模糊得难以辨认了。以讹传讹的‘故事’广为传诵，历史走样，真相遗失。”在李际宁看来，佛教大藏经的整理、诵读和研究早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佛教大藏经的雕刻、印刷和供养，也早已成为中国佛教法宝供养的重要特色，对《赵城金藏》的每一次研究和发现，都是对佛教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一次探寻。 （光明日报记者 杜羽 方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