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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文献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历代学人对之进行搜集整理，用力颇多，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关著作就有百种之多。笔者曾经参与200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子课题“广西石刻文献总集整理”和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桂林石刻总集辑校”，目前这两个项目都已结项并出版。回首这几年整理石刻文献的艰辛历程，觉得有必要将我们的经验教训陈述出来供学界参考，同时也希望近几年及以后立项的石刻文献整理国家课题能更上一层楼，做出更大的成绩。 石刻文献整理首先要坚持的原则应该是访求原碑。其功用之一是能访求到稀见石刻。拿桂林石刻而言，明代张鸣凤《桂胜》收录488件桂林石刻，清代谢启昆《粤西金石略》收录了427件，当代桂林博物馆、桂林石刻博物馆编的《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第9至13册《广西桂林卷》专门收录了756件桂林石刻拓片，桂林市文物管理所于1977年编印的《桂林石刻》更是整理了1447件桂林石刻。经过前人多年的搜集整理，桂林石刻按理说应该是搜罗殆尽了，但我们经过访求原碑又找到了44件未被发现整理的古代桂林摩崖以及23件碑刻，其中不乏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石刻。比如明武宗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刊的《包裕撰重修广西省城碑记》，此碑记载了桂林城重修原委、参修人员以及物资消耗等情况，是继宋代王安石《桂州新城记》之后另外一则记录桂林城重修的历史材料，对于研究桂林城规模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碑在今人熟知的桂海碑林之中，以常理论，此碑早就应该被人发现整理，但事实上《桂林石刻总集辑校》是第一部发现并整理此碑的著作。可见，访求原碑才能搜全前人遗落的石刻，尽管这项工作艰难吃力，但作为石刻整理的首要步骤，这是石刻整理者仅仅坐在图书馆、博物馆内整理拓片所无法达到的成就。 石刻文献整理的功用之二是可坐实碑刻所在之地。指出碑刻的出处是石刻整理著作中的一种不变体例，在古代还有专门的碑目之书，分地或专记一地之碑具体在什么地方，然而整理者不访求原碑，仅仅依据拓片的来源或其他资料来断定石刻出处，则往往会出现错误。例如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刊的《莫允熙重装神龛记》，内容开头是“当州城南厢化度寺……”。清代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百五据此便以为此摩崖出自四川蜀中当州，而今人整理的《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第四册《广西省博物馆卷》又据拓片来源认为此摩崖在桂林龙隐岩，这其实都是未访求原碑所致的错误，经杜海军先生访求原碑方知此摩崖真正所在地原来是在桂林宝积山华景洞口东侧山上。所以，石刻整理的第一步是访求原碑，而不是搜集拓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石刻整理的全面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