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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失败后，在白色恐怖包围中，苏维埃政权在中国能否建立，苏维埃革命能否取得胜利？这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重大命题。恽代英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做出自己的回答。1928年3月12日，他在《苏维埃的建立》一文中指出：要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战，促成苏维埃革命的胜利，要分清形势，循序渐进：一、“只要能够将一乡的敌人势力驱逐消灭，便要即刻为那一乡建立乡苏维埃。”因为“先建立区苏维埃、乡苏维埃，比先召集权限代表会议成立县苏维埃，它的基本［础］更坚实巩固些。”（《恽代英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6页）二、“在一县一省或某一割据区内，虽然我们还没有能力完全驱逐消灭敌人，我们可以在暴动已获胜利地方，先建立起县、省或割据区的苏维埃，以号召在他范围内的工农兵贫民群众。”三、“便是在敌人的势力之下，组织苏维埃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对于暴动，亦是非常重要的。”文章清晰地说明了组织各级苏维埃政权可以促进苏维埃革命胜利：“我们越能扩大苏维埃的组织，便可以越有力量号召群众暴动，而且越可以保证暴动的获得胜利。”（《恽代英全集》第九卷，第67页）这些提法已经带有“武装割据”的思想内涵。 恽代英不仅在文中指出了“怎样促进苏维埃革命的胜利”，而且还详细阐述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意义、苏维埃制度的优点、苏维埃政府的内部组织与职责以及在乡、区、县、市、省或割据区的各级苏维埃建设架构等。如他指出，在省或割据区一级的苏维埃会议代表应是“三百人以上”，由所属各县、市和各行业工会及产业界直接选举产生，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七八十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并继续在执行委员会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九至十三人”的人民委员会，“每日开会讨论决定一省或割据区域的各项事务。”（《恽代英全集》第九卷，第296页）通过这些内容，已经能够看到后来我们党领导的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影子。 1930年2月15日至20日，恽代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帮助和指导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分析了全国总的革命形势，强调党在白区的工作应利用合法的形式展开斗争，不能盲目暴动；应深入与扩大土地革命，在游击战争中建立和扩大红军，巩固党对红军的领导，向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的闽南发展等，并通过选举成立了新的福建省委。会后，恽代英到闽西苏区考察。他通过广泛接触贫苦农民、红军指战员和苏维埃政府各级干部，对国民党中重兵围剿下仍能生存发展的闽西苏维埃割据政权给予了高度肯定和支持。 恽代英在《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一文中写道：“列位，你们都听说过国民党张贞、刘和鼎、金汉鼎诸位大人，怎样劳师动众去围剿闽西朱毛土共，你们都亲身领受过国民党摊派剿共公债，领受过反共军队拉夫骚扰的深仁厚泽，你们可曾知道闽西出了一件什么大了不得的事？”他强调：闽西现在的革命不是蒋介石打倒张作霖、吴佩孚，汪精卫革蒋介石的命那样的革命，闽西农民是“要造反，他是要闹一个天翻地覆，把全世界翻转过来”。 恽代英从四个方面论述了闽西苏维埃割据政权与朱毛红军领导下的革命成就。一是“赶走了国民党”。“闽西的农民把他们那里收租的地主土绅一起都打倒了”，“他们把乡村所有的田地，都拿来重新分过，他们自己耕种便都归自己享受。”而且，他们武力打跑了国民党的官府，他们的革命是彻底的革命。二是“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从前，在地主官府压迫下，闽西农民“简直没有法子活下去。有些农民一年都没有米进口，并且连红薯亦没有吃，他们只有吃红薯渣。”造反成功和建立苏维埃政府后，贫苦农民不仅分田地，而且自己当家做主，“好比从地狱走上了天堂”。三是“土地归农民”，“将地主、绅士的田地拿出来给佃户与贫民分”。四是“分土地的方法。”“多半是拿各地人口与田地平均分配”，根据实际情况，闽西农民还进行了一些改良，“并举行农产品展览比赛，鼓励大家发达农村生产”等（《恽代英全集》第九卷，第296～29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