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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人文研究，都离不开历史化。因为一切人文现象，都是历史形态的。它们有其植根于独特历史土壤中的具体来由，其走向受到具体历史环境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最终又作为历史环境的一部分，影响到后续的历史发展。所谓历史化，就是还原历史现场，描述出“作为动态过程”的对象，其中也包含对历史学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借鉴和融合。在文学研究领域，历史化曾一度被忽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才又重新受到重视，甚至被认为是相对于文学批评的一种“学术化、学科化、规范化的自我救赎活动”。 年谱是将作家和文学现象“历史化”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年谱是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日为经纬，全面载述谱主一生行实的传记体裁。自宋以来，年谱代有所作、绵延不绝，共产生了5000多部年谱。年谱在人物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历来备受重视。近代学者孙德谦曾称誉年谱“最得知人论世之义”，胡适对于年谱的价值评价也非常高：“最好的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 因年谱具“知人论世”之便，各类文化人物研究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在古典文学领域，年谱是重要的著述体裁。为近现代作家作谱，晚近也逐渐盛行，《中国历代年谱总录》（1996年）、《中国年谱辞典》（1997年）共著录新文学作家年谱152家、435种，多为上世纪80、90年代所修。另据统计，较大规模（独立成书）的新文学作家年谱已有约40种，其中半数以上撰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文学作家较大规模的独立年谱，一是多集中于大作家，其中如鲁迅、胡适、闻一多等著名作家已有“年谱长编”；二是多集中于现代作家，当代作家还很少有独立年谱。近年来，当代作家年谱引起学界高度重视。例如《新文学史料》《东吴学术》等刊物注重刊发现当代作家、学人年谱，力倡年谱体裁。可以预见，年谱这种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历史著述方式，必将在未来的文学研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汪曾祺是20世纪中国非常重要的、多体兼擅的作家。其创作生涯跨越现、当代，以逾500万字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参与了中国文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他是有着特殊意义的“跨代作家”：承接废名、沈从文的衣钵，40年代起步于文坛；新中国头十几年徘徊、观望，创作数量减少，但偶露峥嵘就贡献了堪称当代经典的小说和散文；“文革”前夕开始受命参与样板戏创作，经历了一段特殊生涯；改革开放后以罕见的创造力迎来艺术的高峰期，也创造了汉语文学的一个高峰。从当代文学发展格局的角度看，他的作品以及自身的复杂命运都颇耐寻味，堪为当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特殊窗口。 近20年来学界对汪曾祺的兴趣日渐浓厚。据不完全统计，他逝世迄今，作品的各类选本出版百余种，合计印行或逾百万册。在各类现当代作品选本中，他都榜上有名，且往往占据醒目位置。在文学研究界，他也成为晚近“作家研究”中最吸引注意力的个体之一。较有影响的史论著作，都给予他重要位置和较高评价。 因此，为汪曾祺撰述一部规模较大、学术价值较高的年谱，既是汪曾祺研究本身的需要，也可以借此从一个侧面回顾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某些面相。汪曾祺散文中自传纪实材料众多，绝大多数是可靠事实；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报刊上有大量文献、报道等信息；汪曾祺在文坛交游广泛，同时代人的记述、回忆文章中可供采摭的事实极多；他的亲友故旧健在者也能够提供大量有关材料。加上目前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等客观条件，也为此提供了可能性。 当然，为汪曾祺作一部较详确的年谱也面临着很多困难。汪曾祺一生散淡随意，不记日记，不能像鲁迅、胡适等作家的年谱撰述那样有着大量连贯的日记文献可供参考，有关档案尚处于不开放状态。这些都构成史实完全呈现和细节充分描述的障碍，研究者唯有在客观条件限制下尽量挖掘、辨析、校正史实，不断逼近、还原其真面目。 《汪曾祺年谱长编》的目标是：全面、翔实地载述作家汪曾祺一生的行实、创作、交游，力求为生性散淡、不记日记的汪曾祺还原出一部日志式的生活史与创作史，从而还原“历史的汪曾祺”。研究过程中的主要工作有：族系描述，编年事辑，文献辑佚、系年、校勘、考释，背景及外围材料扩展等。在此基础上，以时序逻辑串联编织，最终形成时间为纵轴，事件的多方面铺展、多焦点透视为横轴的立体人物坐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