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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文献工作是作家年谱撰述的首要基础。笔者参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汪曾祺全集》编纂，分工执编散文、诗歌、杂著各卷。年谱撰著与《全集》编纂同步进行，可以说是《全集》编纂的副产品，也是《全集》的必要学术基础。年谱充分吸收近年学术界辑佚成果，所载述、征引的作品比此前所有别集、选集、全集所涉总范围多出数百篇（首、件）。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一生“游于艺”，在书法、绘画方面也风格独具，唯随手送人，作品散佚，难以统计。笔者多方征集，共得300多件，编制书画档案，本谱多数著录，较全面地反映了其艺术活动概貌。另外，作品时代往往关系到作品本身的价值评估，因而系年考释是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此前大量作年不详的作品，本谱著录时都考辨出了年代。 在行实考证方面，本谱提出“晦者使彰，明者求详”的目标，奋力拓宽史料来源。广泛征引历史档案、方志、年鉴、新闻报道、相关人士的散文、日记、回忆录、传记、年谱、各地文史资料、戏剧演出公告等文献。另外，尽力访问谱主的亲友、故交、当事人、知情人，受访者共逾300人，年龄最长者94岁，70岁以上不下50人，很多访问带有资料抢救的性质。在此基础上，以往传记中付诸阙如或语焉不详的一些史事，都得到了较详尽的叙述。辑佚文献也提供了不少新知，例如本谱首次对汪曾祺40年代写给好友朱奎元的一组信展开研读考证，青年汪曾祺的情感、交游、行踪、创作方面过去学界未知的大量事实得以显露。 年谱这种中国独有的传统述史体裁，无疑是一种叙事。本谱特意将学界流行的叙述学有关理念引入年谱叙事。除了专列“背景纪事”把人物放在大背景下叙述及坚持中间立场、采用多元叙事角度等之外，还在以下两方面作了叙述方法探索。 一是主叙事与“潜叙事”“亚叙事”的交织。年谱叙事的剪裁与组织，应力求连贯、有机、呼应。在以谱主经历为经（主叙事）的叙事之网上，集结若干反映谱主与重要政治文化事件之关系、重要关系人之交往的事件，后者构成众多的“副叙事”“潜叙事”“亚叙事”。例如，通过多点记述谱主与黄永玉的事迹、言语、相互评价与情感态度，似断实连地潜隐了一部二人“相识相知、过从密切、渐疏以至陌路、晚年又互表遗憾、好感和高度评价”这样一个生动情节。这就是附于主叙事线索上的一个“潜叙事”，也是一个“亚叙事”。其中所涉及的材料与情节，对学术界现有成果形成补充与超越。 二是注意对“不叙述”事件的叙述。“不叙述”（disnarrated）是美国叙事学家普林斯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叙事中那些关于过去或现在并未发生过的事情的文字”。它对年谱撰述深具启示。通常，年谱从正面记述已然发生的事实，但实际还潜存着一个“背面”——生命历程中往往还有很多应当发生却未发生的事情，亦即“可然性”事件。本谱充分注意到汪曾祺生平中的“理应然，实未然”事件。例如，在“文学史影响”方面，注重文学史著、辞书、文学评奖对于谱主的关注与冷落情况，不仅辑录其被论列、入收、奖励的事实，而且注意其本应被关注、实际上却有意无意遗忘、回避的情况，“不叙述”事件往往恰能凸显文学史视野的变焦过程，使历史事件呈现多层次景深。 总之，本谱努力借鉴历史研究的理论与范式，一方面通过事实材料的收集、考辨、编织，尽可能翔实地描述汪曾祺的生活轨迹及其所处时代之变迁；另一方面，通过环境、过程以及有关事件之间的关联性描述，弄清“存在”背后的历史逻辑。当然，历史真相永远是个不断逼近的目标，任何“历史还原”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徐强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汪曾祺年谱长编》〔13FZW07〕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