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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培育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形成了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过胜利和失败的长期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从遵义会议开始，又经过十年努力，到党的七大，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党的领导更加成熟，党的力量成倍壮大，党成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核心力量。 今天，我们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长征。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新的“大渡河”“腊子口”需要征服。保持初心，继续前进，我们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惨烈的湘江血战为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提供了历史契机 毛泽东和朱德开创的中央苏区经过三次反“围剿”战争，得到巩固和发展，于1931年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过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央苏区发展到鼎盛，中央红军有13万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拥有13个苏区，总面积达40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江苏省)，人口约3000万。这在实践上初步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毛泽东既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主要创立者，也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主要开辟者。 但是，随着中共中央的“左”倾路线不断深入中央苏区，毛泽东相继被解除在党(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政府(相当于总理的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领导职务，排除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左”倾错误领导完全控制中央苏区的党权、军权和政权，使中央苏区濒临严重危机，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即“长征”。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同许多领导人一样“跟着走”，不参与领导核心决策。领导长征工作的，是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军事决策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中央红军出发时八万六七千人，通过前三道封锁线已减员2.2万人。蒋介石了解到红军西进意图后，紧急调动30万兵力，五路围堵，张网封锁湘江，企图将红军聚歼于桂东北的湘江狭窄地区。红军湘江血战9天伤亡达3万多人。这不仅是红军长征途中规模最浩大、鏖战最激烈、伤亡最严重、场面最惨烈的战斗，而且在人民军队近90年的战争史上，其残酷性、惨烈性也是罕见的。红军指战员的鲜血使碧绿的湘江成为“赤水河”。 湘江血战的空前惨烈，唤起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空前觉悟。过去对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提出异议者只是毛泽东等少数领导干部，广大指战员并不清楚上层的路线争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以来，特别是湘江血战遭受惨重损失后，广大指战员觉悟了，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非常不满，对毛泽东领导反“围剿”战争不断取得的胜利更加想念。刘伯承回忆道：广大干部看着反五次“围剿”的迭次失利，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祸兮福所倚。空前惨烈的湘江血战为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提供了契机，为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最重要的实践基础和干部思想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