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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通过宣传长征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1936年8月，毛泽东、杨尚昆借美国记者斯诺来访，需要提供长征亲历的史实之机，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信，要求“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6页），收入《长征记》，以为红军作募捐宣传，扩大红军的国际影响。随后，中央还发电报给各部队，要求动员和组织师团干部写亲历的长征片断，强调“事关重要，切勿忽视”，并要求9月5日前交稿。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很快写出稿件300余篇。1942年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精选其中的100余篇编印了《红军长征记》在延安出版。这部来自刚刚结束长征的亲历者的回忆，让读者感受到最真实的长征画面。 在共产党人的长征宣传中，陈云是第一个向世界和中国人民介绍长征的。由于陈云不仅是红军长征的亲历者，而且是重要决策者之一。因此他写的长征真实深刻，可信度高，影响很大。红军过泸定桥北上进入四川天全时，陈云受中央委派去上海恢复地下党组织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络。陈云到上海后，白色恐怖严重，工作无法开展，遂去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陈云于1935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报告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随后将报告稿整理出《英勇的西征》一文，发表在1936年春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该文详细地记述了红军自江西出发到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期间所经历的艰苦历程，表达了对红军将士英勇无畏战斗精神的深深敬意。陈云1935年8月写于上海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则以廉臣为笔名，于1936年3月起在中共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创刊号、第二、三期合刊及第四期上连载。在这篇文章中，陈云假托是一个被红军俘虏留用的国民党军队医生，叙说了跟随红军从江西出发，历时八个月，行程一万二千里，直到四川境内的种种见闻，高度赞扬了红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夺取一个个胜利的奇迹，使全世界对中国革命和红军长征的实际情况有一个真实的了解。此外，杨定华撰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山西》两篇长文，从1936年12月28日至1938年1月20日，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法国巴黎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上分别连载18期和24期，使海外华人及国内民众对红军英勇顽强的长征有了生动的了解。随后《随军西行见闻录》和《雪山草地行军记》都出版了单行本。《救国时报》还将陈云的文章和杨定华的两篇文章合集为《长征记》一书出版。这些书在国统区广为流传，成为民众了解共产党和红军的一个重要途径。 除共产党自己宣传长征外，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也登载了一些关于红军长征的文章。在国统区有广大读者群的《大公报》，刊载了记者范长江的一系列有关红军长征的通讯。1935年9月13日、14日《大公报》连载了他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的信息。接着在1935年9月至次年1月间，又陆续登载了《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陕北共魁——刘子（志）丹的生平》《陕北甘东边境上》《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等十余篇与红军长征有关的通讯。其中《从瑞金到陕边》借一个青年之口，详细报道了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民区、抢渡大渡河、夺取泸定桥、过雪山草地等艰苦卓绝的长征历程。1937年4月，在由内战向抗战转变的历史关头，范长江访问了延安，历时5天，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和红军领导人进行了采访，写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西北近影》《陕北之行》等通讯，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的经过，介绍了中共领袖群体。范长江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国统区合法出版的报纸书籍中，公开把共产党的队伍称为红军，对剿匪加引号，肯定红军是“北上抗日”而非“流寇”的第一人。他当时并非共产党人，而是以一个立场中立的新闻记者的身份，客观、真实地反映红军长征及共产党和红军的现状，因此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1937年7月5日，上海人间书屋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34期发表了署名幽谷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记述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文中还收入了毛泽东像和二万五千里西行经过路线图，也在国统区民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