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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书的出版，标志着“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及其领导的起义史”＝“辛亥革命史”的党史叙述体系基本形成，且影响巨大，此后各种版本的国民党党史及中国革命史在叙述辛亥革命史时均按此模式撰述。如1926年，贝铭编撰的《中国革命史》出版，主要围绕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过程为叙述主体，全书内容到孙中山逝世为止。⑨1927年贝华编著、光明书局出版的《中国革命史》，在首页放上了孙中山的照片。⑩有的革命史著述仍会提及唐才常自立军起事和保路运动，但仅一笔带过，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有的则根本予以忽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处所印的两种《中国革命史》，更是专门叙述“中山先生与革命”，内容包括“先生的小史”、“先生的生活”、“先生的主义”、“先生的革命理论”，其次详述“革命的团体”，指出兴中会、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的核心领导作用。(11)总之，随着国民党势力日益强大，孙中山与兴中会、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史叙述逐步成为当时革命史书籍的主体。 正统的辛亥革命史叙述是以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前身为主体的叙述，是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与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由此，辛亥革命史就不能局限于学术研究范畴，也不能仅局限于让党员学习，而应该全民皆知。1928年，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李宗黄演讲的《中国国民党党史》经人整理出版。该书对辛亥革命史的叙述同样是围绕孙中山与兴中会、同盟会展开，并且明确表示，讲演、编纂革命史的目的就是为了凝聚众心、教化民众，因为党员和民众“不知本党为何物，主义为何用，以致虎儿出押，莫之能御”，必须“对症下药，除讲三民主义精华，国民革命略史外，特再讲中国国民党党史，以指导全滇民众使之认识康庄，共谋出路”。作者希望该书成为党史的专书，“供本党宣传之资料”。(12)之后，国民党更有意识地加强对国民党史的研究与宣传，党史叙述成为国民党凝聚党内进行宣传、鼓舞民众的工具，而革命史的收集、整理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重要工作之一。 在国民党人看来，“本党努力革命，历有年所，其间经过事实，莫不如火如荼，可歌可泣，非特为本党历史精神所寄托，足供吾人策动之资”，因为“本党努力革命之过程，亦即民国演进之过程，党事国事，盖有密切不可分离之关系”。1929年5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议决，正式成立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简称“党史会”)以加强党史研究。既然是中央一级机构，自然该机构不是由学者而是由国民党要员组成，蒋介石、吴稚晖、王宠惠、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戴传贤、邵元冲、叶楚伧、林森、张继等11人为委员，旋由委员会会议拟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组织大纲及组织系统。同时，委员会决议聘任陈少白、张静江等为名誉委员，推定胡汉民、林森、戴传贤、叶楚伧、邵元冲等5人为常务委员。(13)上述成员不少是参加过同盟会的老党员，且在党内和政府中身居要职，这样的组织结构反映出国民党对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的定位：党史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工作委员会，而是国民党最高领袖直接领导、编纂正史的权威机构。党史会不仅要整理和研究党的历史，而且要透过历史叙述来宣传革命精神，党史叙述完全隶属于国民党意识形态宣传体系，换言之，党史叙述就是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党史叙述中，辛亥革命史是以孙中山和国民党前身——革命党创建中华民国的历史，能为国民党政权直接提供合法性来源，因此，辛亥革命史在国民党党史中地位最为突出。党史会曾出版《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该书以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史划分时代的标准，第一章为“总理诞生前之民族革命运动”；第二章为“兴中会之创立与本党革命运动之开始”，其中又以“总理革命思想之酝酿与形成”为开端，并专门叙述“总理亲在广州领导本党第一次起义”；第三章则为“兴中会成立后国内外环境之险恶与革命运动之奋进”；第四章为“中国同盟会之与辛亥革命之成就”。(14)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将以此书作为县各级干部人员训练教材。(15)而这样的叙述更进一步成为革命史或党史叙述的基本模式。1930年以后，随着国民党意识形态控制力加强，无论是官员编纂的革命史，还是一般人士或其他党派所纂的革命史以及各类教材，都是遵循这一模式。如曾任中央训练团和中央宣传部指导员的印维廉所编《中国革命史》，在“辛亥革命史的过程”一节开篇即为“革命的导师孙中山先生”，而在叙述各地的革命活动时，四川保路运动没有被提及，只是在后来各省独立时一语带过。(16)又如曾参加共产党的郭真、青年党领袖左舜生所编《辛亥革命史》，以及多种《中华民国史》也都将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及其所领导的起义作为叙述主体，有的忽略四川保路运动，有的忽略唐才常自立军起事，并对各省独立进行极为简要的叙述(17)，与民国初年出现的叙述存在极大差异。以后的辛亥革命史著作中，只有《辛亥开国史》相对尊重历史史实，详述自立军起义、保路运动及各省光复，并对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给予了应有的历史定位。(18)但总体而言，辛亥革命史叙述基本被党史叙述所垄断。 中央党史陈列馆的建立 《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党史会应设置史料陈列室。党史会在成立之初，曾借用中央图书馆旧址作档案史料库办公室及档案史料庋藏处。为扩大影响，党史会决定扩大史料陈列室的规模，并改名为“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增建库房，轮流公开展览各种史料，以“引起国人深刻之观感，而激发其革命之情绪”。中央要员认为“本党之史料，即本党革命精神所寄托，自宜视同中禁珍秘”，应该完善保存，中央遂通过设立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的决议，林森、蒋介石、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叶楚伧、孙科、孔祥熙、邵元冲等9人出任建筑委员会委员。(19) 党史陈列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料陈列馆或博物馆，其地理位置极为突出。1934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建筑党史史料陈列馆于明故宫党部基地内”(20)，此处为中央政治核心区。为与党史馆对称，又在明故宫轴线东侧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楼，平面布置及建筑外形与党史馆相同。中央极其重视党史陈列馆工程，特别聘请著名建筑设计师杨廷宝设计。全馆布局，以史料陈列馆大楼为主体，呈中轴对称格局。(21)陈列馆规模宏大，占地面积多达37亩，馆室面积达117.84平方丈。(22)地理位置与建筑规制彰显了党史陈列馆的崇高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