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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元冲在敕词中还强调了党史陈列馆的展览与教化功能：“民国初造，勋烈赫濯，纪述章明，职在党史……文献攸资，观感所系，非营缮史藏，无以重储守，而广群览。”(35)同盟会元老张继专门撰文论述党史陈列馆的展览功能和社会教育作用：“欲求党史精神之普遍，使一般民众，对于本党信仰之坚定，以激励其维护民国与复兴民族之决心，允宜将本党光荣历史材料，为公开展览，而作有力之暗示。因此中央有设置党史陈列馆之决定，为党史会主要事业之一部。”(36)可见，举办展览是党史陈列馆的首要任务，对于宣传革命精神、促进民众对国民党的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国民党对党史展览一直极为重视，党史会在党史陈列馆建立之前已经开始举办展览。早在1929年1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在纪念孙中山诞辰时，就公开“展览革命史迹纪念物……所有革命史迹之珍贵纪念物莫不陈列其间”(37)。1932年冬，因“国难日亟，思有以振发人心，曾荟陈一部分史料，公开展览”。展览时间仅一周，参观者已达数万人，“足征党内外人士对于本党光荣史迹之注意”。在他们看来，“欲求振聩起靡，共励卫国复兴之志，舍此莫属”。(38)为期仅一周的展览让党史会深刻认识到，展览具有宣传党史、启迪民众、振奋斗志的功能。中央党史会遂力促建立史料陈列馆，使更多的人能够参观展览，充分发挥党史史料社会教育的功能。(39) 中央党史陈列馆并不是依托于辛亥革命历史遗址建立的，它们与历史事件没有天然的联系，其革命史知识的传输更依赖于史料陈列与展览。中央党史陈列馆建立后，除去抗战时期，陈列馆一直举办常年展和特殊纪念展。 常年展主要是将党史会所拥有的文献、文物进行长期性布展，让社会各界随时能够观瞻。常年展最能体现出党史陈列馆的叙述体系。辛亥革命是国民党创党的重要历史，从兴中会成立到中华民国建立，时间跨度长，斗争最为艰苦卓绝，史料最为丰富，其中，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占据党史史料的主体。据1929年的统计，“总理史料”占31.11％，“总理纪念品”占12.5％，占所有馆藏的43.61％。(40)党史馆在1937年专门举办了2期史料展览，其中不少仍为“新增开国前史料”，《中央日报》称“充满忠勇为国之革命空气”(41)。 党史陈列馆通过运用空间策略与时间序列相结合的办法来呈现历史发展轨迹，从而让人们形成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党史馆人员特别重视孙中山在展览中的地位，将总理遗像布置于大礼堂的中央，又特辟“总理专室”，这是国民党将孙中山定位为精神领袖的空间呈现。为了充分展示国民党的光辉历史，展览的排列方式是以时间为轴。据《中央日报》报道，“卅余年革命史迹分七室陈列”，“均分置二三两层楼各室内，除总理史迹特辟专室外，分配于各陈列室，大体以年代先后为序，自民国纪元前十八年以迄民国十三年(兴中会时期)，第三室纪元前七年至纪元前一年(同盟会时期)，第四室民国元年至民国五年，第五室民国六年至民国十一年，第六室民国十三年，第七室总理北上与逝世”(42)。这样单列孙中山史料，突出了孙中山在国民党革命史叙述中无与伦比的领袖地位，而其余以时间为序，则让参观者非常明晰地看到革命党以及后来的国民党领导革命、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的艰难历程。 作为历史展览，其展品不能像百货公司的陈列品那样种类繁多，而是需要配合空间安排与时间序列进行挑选，突出重点，形成自己的叙述体系。党史陈列馆的展品主要集中于孙中山的遗物、遗著以及革命先烈的遗物，其中不少是突出烈士英勇献身和革命残酷性的展品，以引起参观者的共鸣。如“徐烈士锡麟在丁未年刺杀清皖抚恩铭被捕刑讯及刺杀之手枪等照片多幅，旁录供词，义正词严，至今读之，令人凛然起敬”；“黄花岗烈士被捕及就义照片二幅，虽像貌模糊不清，然烈士林觉民、庞雄、陈可钧等，慷慨陈词及从容就义之革命精神，实足激发后死者之革命情绪”。还有范鸿仙被袁世凯刺杀于上海的血衣2件，当时参观的记者就深受触动，称血衣上“点滴鲜明，不禁令人回想范烈士当时受害之惨酷，肃然起敬”。(43) 为了让参观者深入了解每一件文物、史料的革命价值，以及背后的历史语境，党史陈列馆在每一件展品旁均附详细说明。这样，每件文物、史料就不再是一个个普通而简单的物件，而是辛亥革命史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述说着充满艰辛、鲜血的革命历程。同时，为了强化展览的功效，陈列馆还“装置播音器……每日上下午启门时，播放党歌及总理演讲片，声浪清晰，令人肃然起敬”(44)。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到中央党史陈列馆参观，但《中央日报》作了详细报道，特别是记者融入自己的情感来叙述革命文物陈列，使没有机会前去参观的读者，也仿佛随着记者完成了参观之旅。 辛亥革命史叙述与国民党建构统治合法性密切相关，而中央党史陈列馆作为国民党官方机构，其展示辛亥革命文物，再现辛亥革命史也必然与此一脉相承。根据中央党史陈列馆展览目录(45)、《中央日报》的相关报道，从展室的安排及所陈列的文物来看，集中叙述的是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领导的起义，特别是黄花岗起义，而唐才常自立军起事、四川保路运动则没有涉及，这与1925年以后革命史书籍中的相关叙述是一致的。而且，除举办常年展外，党史陈列馆也会举办一些特别展，“每逢纪念日，将有关此事史料，临时补充，或标注各种符号，藉使来宾阅览，以加重纪念之意义。过去如总理逝世及黄花岗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先烈殉国纪念日，均有举行，以是参观来宾，较平时更形踊跃”。当然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统帅，也是不能忽略的，陈列馆偶尔也会举行蒋介石事迹展，但多数都是关于辛亥革命史的展览，特别是3月举办孙中山逝世纪念特展和黄花岗起义纪念特展。陈英士因与蒋介石等人关系密切，成为国民党竭力宣传的革命先烈。国民党除了为陈氏在上海、西湖以及其家乡建立铜像、纪念堂外，还特别在其殉难纪念日举办纪念特展，依例将其史料“集中陈列一橱，其中多属先生亲笔遗墨，如上二总理及致廖仲恺、陈仲欗两先烈书，字里行间，均足表现先生伟大革命与人格，堪称珍贵之革命文献”(46)。 其实，“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及起义”一直是革命史展览的中心内容，即使到后期新增抗战史料，但上述经典的叙述内容及模式都没有改变。南京政府迁都重庆后，党史会继续举办党史陈列展览，内容仍是以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及其领导的起义为中心。1942年2月13～15日，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的革命史迹展览中，选展史料863件，共分10类陈列：主要包括孙中山家庭史辑、遗物、遗著，革命先烈的遗像、遗著、遗物，另单列兴中会时期的史料、同盟会时期史料，其他为蒋介石家庭、中华革命党及国民党时期史料。1944年11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诞辰暨国民党建党50周年，党史会再度在中央图书馆举办为期5天的“扩大革命史迹展览会”。展品除党史会自存史料外，还有党史会向个人借用的革命史料。这次展览规模最大，分为7室，其中第一室孙中山史料，第二至第五室则分别为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时期的史料，其他则为蒋介石、中国国民党改组后的史料。(47)抗战之后，南京的中央党史陈列馆重新启用，展览格局与展室保持不变，依旧选择在孙中山纪念日或革命纪念日举行展览，如1946年就定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举行了“革命史迹展览”，1947年10月10日党史会主办辛亥革命史迹展览(48)，而以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为主体的辛亥革命史料也依然是展览的主体。1948年1月1日，党史陈列馆更名为“开国文献馆”(49)，展览形式与内容并未发生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