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辛亥年的革命：省察辛亥革命的原因
    在大众传媒领域里，“历史热”已经持续多年，辛亥革命成为时下公共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相对于严肃的学术探讨，媒体中的大部分受众，可能更倾向于“听故事”，而“故事”的吸引力就在于它的偶然性。因此，故事的讲述者则往往过分放大某些史实，以此消解整个故事背后的因果联系。例如，公共媒体上不少人有过这样的表述：辛亥革命的爆发纯属偶然，因为，如果清政府镇压四川保路运动不动用湖北新军，那么，武昌起义便不可能发生。甚至讲，如果不是起义之前出现意外事件，那么，辛亥革命至少也不会是辛亥年的革命。更有人不无想象力的认为，袁世凯出于对革命派力量的误判，才甘愿“南北议和”等等。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任何历史事件的出现都有偶然性，但是，以上观点不免沦入到对史实和文本的过度诠释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失去了对历史认知的严肃性。辛亥革命与辛亥年的革命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是负载着历史逻辑的理性认知，而后者是基于史实的经验判断，将二者并置在一起，并以此否定历史背后的普遍规律性，显然有失公允。
    出于学界对基本史实研究已经非常成熟，并已形成一定共识的考虑，今天我们讨论辛亥革命发生原因时，没有必要重复罗列已有研究成果。在此我们仅从政治学理论的视角，重新观察辛亥前后社会历史环境的一些特征。例如对于清政府而言，在这一时期至少展现出两个重要的特点，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其为致命缺陷：一是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力差；二是让人们失去信任感。换言之，即公共基础性权力薄弱，政府公信力丧失。对于整个社会环境而言，革命逐渐取代改良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因，而革命派则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先进力量。
    一般认为，传统中国政治制度是以皇权为核心的集权制度，它以强大的官僚集团为支撑，形成封建专制统治。实际上，专制并不意味着全能，更不意味着效率，我们在晚清政府数次对外战争中的表现可以看出，它的社会动员能力远逊于近代西方国家。无论从财力、物力或人力上，它的低能、低效几乎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甚至清政府到后来在《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中也不得不承认：“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暌，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其实，庚子国难之后，清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即已迅速衰弱，中央权威遭到挑战，地方政权不再像过去那样受节制，中央政府甚至难以掌控军队。由此可见，集权专制与政府能力不能简单地画等号。武昌起义突然爆发，各省随即纷纷宣告独立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当社会控制力丧失殆尽的时候，局面不是清政府所能掌控的。
    辛亥革命之所以迅速席卷全国，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的三股势力之间的流转变迁。学界公认的这三股势力可以大体概括为：以清政府和保守实力派官僚(如袁世凯)为核心的守旧势力，某些地方官僚及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居中改良派势力，以及孙中山、黄兴等人为首的革命派势力。自戊戌维新之后，改良派虽然经历过阵痛，但仍没有放弃其推动社会变革的基本思路，究其原因在于这些人对清政府仍抱有幻想。预备立宪产下了“皇族内阁”的怪胎，这使清政府失去一大批先前还小心翼翼、亦步亦趋的追随者。绝大部分中间势力在革命爆发后迅速倒向革命派，特别是士绅阶层也融入到革命派队伍中，这极大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政治的稳定源自社会基础的强大，而政府的公信力所起到的巩固社会基础的作用又是尤为重要的。要得到支持，首先要得到信任，这是作为政治家的基本常识。此时的清政府一方面不肯牺牲其根本利益(实行集权)，致使它失去公信力，另一方面又没有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力即政府的行动能力。这样一个政权的最终命运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除去清政府自身弊端之外，辛亥前后整个社会环境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辛亥前夜的中国，革命势力已经趋于成熟，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取得胜利，坚定了革命思想；建立同盟会，组织凝聚力得以强化；在新军队伍中培养革命力量，军事实力得到加强等等。加之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群众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连年不断，最终给清政府以致命一击。套用列宁的一句老话：统治阶级不能继续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也不能继续照旧生活下去。这是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
    “假共和”的真价值：构建新政治秩序的努力
    武昌起义爆发数月后，“南北议和”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特别随着清帝逊位及袁世凯上台之后，中国暂时停止了暴力冲突，恢复社会秩序成为政治家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共和国体虽然底定，但在一个拥有数千年专制传统历史的老大帝国内，建立现代公共生活远比发动暴力革命更为困难。事实上，不论袁世凯的“洪宪帝制”，还是张勋复辟，这在今天看来完全是逆时代潮流的反动事件，但却恰恰反映了时人对究竟建立何种秩序的内心纠结。包括革命派在内的不少人，都不无悲观地将新生的中华民国，看做是“假共和”。其实不可否认的是，辛亥革命催生的年轻共和国，自然无法与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相提并论。但共和国体仍是不可触碰的根本问题，它至少在形式上，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走向定下了基调。纵观世界历史，民主形式与内涵若要达到高度契合，无不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我们不能苛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夜之间迅速走向政治现代化。坚持对历史评价事实求是的立场，用一种带着温情与敬意的心态回顾这一时期，便不难发现，时人并没有放弃建设共和国家、建立符合现代公共生活的新型政治秩序的努力。
    首先，共和国的政治秩序，必须是一种法治秩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后来的《中华民国约法》等，虽都有其局限性，但毕竟至少在形式上确立了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准则，权力名义上受法律的节制，它意味着中国这一传统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迈出了不小的一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其次，共和国体既定，权力运作方式自然也随之改变。中华民国的各项权力，分别设总统、国会、内阁等国家机构，形式上形成了资产阶级分权制衡的权力运作格局。这当中虽然屡遭政客们的玩弄，但以权力限制权力，反对任何权力专断，已经成为政治家们共同遵守的政治规则，即便是事实上的独裁者，也必须借助控制其他机构来达成专制目的，任何试图挑战其他职能机关权威性的行动，如废除约法、关闭国会等事件，都会遭到激烈反抗。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现代政治生活的公共权力运行规则，在辛亥时期已初步奠定下来。最后，政党政治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新产物。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主体之一。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了一股短暂的建党热，大大小小代表不同利益团体的政党，纷纷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在国会的竞选以及参政议政中，表现十分活跃，宋教仁为实现责任内阁与政党政治，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可见，政党政治已经得到普遍认可，只是对它的本质、作用等的理解，时人还显得肤浅幼稚，因而在运作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弊端。从历史的长远观点看，作为新生事物这些缺点和弊端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大可不必过于诟病民初国会，而应对辛亥时期政治精英为政党政治的实现所做的努力，给予充分理解和肯定。
    以上所列的法律至上、分权制衡以及政党政治，可以说基本勾勒出民国初年政治生态的大致轮廓，虽然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与民主政治要求还相去甚远，但时人对建立新政治秩序的努力，必须也应该得到承认。我们应当跳出过去长时间所形成的某种偏见，即对共和内涵的过分强调，以至于有意无意地忽视共和形式的重要性。其实唯物辩证法的常识早已告诉我们，没有形式，哪来内容？共和形式不存，共和内涵又将焉附？因此应该正视辛亥革命为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做出的历史贡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国即便是“假共和”，也仍有其真价值，后人的任何过分轻蔑，都是对历史的不恭，对历史辩证法的不敬。
    辛亥革命的思想遗产：塑造新政治价值观的尝试
    
    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被动地融入到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过程里，这其中也包括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转型，而政治价值在整个价值观念体系中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辛亥革命为东方世界造就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同时也是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建立起的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中国人开始理解民族、国家的概念并不自辛亥始，旧有的天下观与王朝体制在辛亥前即已遭到冲击，但辛亥革命的确推动共和观念、国家观念、民族观念以及自由平等观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同时也促使中国人萌生了对国家的认同感。此前中国人大多只知道为君主尽忠，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只是少数人所能认识到的最高水平。国家与王朝体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归结到谁拥有主权这一现代政治概念的问题上来，主权作为中介，它联系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民主国家的要义在于主权在民。因此，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王朝体制不能承载国家所特有的性质、内涵与功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辛亥革命在塑造国家观念的问题上，实际上要同时解决两个问题：其一，人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其二，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认识。也就是说，中国人自从广泛接触国家概念起，看到的便是民主国家的理想图景，这与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也有不小的区别。
    除了民族观念与国家意识，辛亥时期国民教育也是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传统王朝体制下，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方略使臣民文化在中国存续数千年。古代文献中所谓的“国民”，实际上指的是“国中之民”，“国”象征着统治者管辖的土地范围。在中国古代，君主是整个王朝体制的核心，居于最高地位，整个王朝一切资源，包括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君主，为君者代民谋利，为臣者需要通过服从、依附君主方能获得相应的份额。民不具有完整的政治人格，不具任何政治权利。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统治，王朝体制成为历史，臣民文化自然不可能再适应共和国的价值要求，国民取代臣民成为主流政治话语。围绕国民，凝结起诸如主权观、民族观、权利观、责任观等等现代政治价值观。在政治实践领域，国民的自由、民主等政治权利也由法律确定下来。当然，中国实现从臣民文化到国民文化的转变，依然需要长期的思想启蒙与训练，但辛亥革命为此所作的贡献，也是不应磨灭的。
    近代中国，无数的先进分子积极寻求解决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问题的方案。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在后期颁布的《资政新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虽然历史没有给农民革命以付诸实施的机会，但靠血腥镇压太平天国而迅速崛起的洋务派，却不自觉地充当了农民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洋务派利用地方督抚所掌握的大权，开展以“借法自强”、“求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运动，催生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业、第一批民族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然而洋务思想固有的封建性、保守性乃至落后性的那一面，特别是它严格规定学习西方必须在“中体”范围内不得越雷池一步，使其至19世纪末终于被戊戌维新思想所代替。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导演了一场旨在变革政治制度的“百日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又陷入原地徘徊的境遇。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失败后，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即便是最保守的清政府实权派，也不得不宣布推行“新政”，甚至“仿行宪政”，即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但囿于其阶级局限性，预备立宪和官制改革宣告失败。如果将这一系列的变革，特别是清政府的改革放在具体历史背景下去考察，我们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当时的中国已逐渐失去了改革空间，在政治秩序和价值体系的破与立之间，已经没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只有彻底打碎旧有政治格局，才可能有机会重新创造发展空间。辛亥革命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即在形式上冲破旧有政治秩序格局，打碎封建政治价值观念体系。与此同时，以民主共和为主旨的新政治秩序和新政治价值观，也慢慢地得到中国社会的接纳。问题在于，这无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时间的历史过程。
    【作者简介】宝成关，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