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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体”：新视角带来新课题和新发现 “说体”是对已经堙没在历史尘封中、不曾被命名和关注的叙事文本的新揭橥，随之而来的研究便都与“新”字关联。 文学史审视对象的新拓展。对先秦“说体”的援用，才形成了先秦两汉诸子寓言、历史散文、史传文学等特有的文学体类和形式。要重现“说体”，必打破壁垒，不但《左传》《国语》《史记》等会因此被重新梳理，那些较难归类或涉猎不多的著作，诸如《韩非子》《吕氏春秋》《新书》《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新序》《列女传》，还有出土文献等，更会被纳入考察范围和视野。 叙事文学研究话题的新增添。比如从先秦两汉史书、子书、经说书、杂说书中撷取被援用的“说体”故事，通过比对揭示所用“说体”故事已见前述者、亦见他述者、不见前述者；把握“说体”的文本特征，诸如描述性、虚饰性、变异性；考察“说体”文本的传播途径，诸如告知传播、援引传播、说唱传播等，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研究。 传统学术疑难的新回答。比如《国语》《左传》，因被司马迁说同为左丘明所著、重心皆为春秋史且有故事互见者等而关系缠夹，几千年官司不断，或称《左传》先成，又“撰异同”为《国语》；或称将撰《左传》，先采列国之史为《国语》；或称《国语》为撰《左传》之剩余；或称《左传》为后人拆分《国语》而伪撰。其实，改用“说体”视角两相对勘即可发现，两书之所以造成如此复杂局面，乃是皆援用“说体”以成书。两者有多处故事互见，但或叙事相同对话有异，或有同有异有缺有增，或同一事但叙事不同，可以肯定这些故事并非同一人所撰写，也绝非其中一部采自另一部，乃是它们分别采自同源文本或同源异流文本或同事异说文本所致。答案是《国语》《左传》并非同一人所纂辑或撰写，之所以都被冠于左丘明名下，很可能是所援用的“说体”文本中，大半出自“瞍赋矇诵”的左氏之口。 出土文献价值的新发现。从“说体”角度重新审视出土文献，会发现《汲冢琐语》、汲冢《古文周书》乃是典型的“说体”故事文本，对先秦“说体”的存在有重要印证价值；还会发现“上博简”、“清华简”也可辑出“说体”故事，并可用于印证、补证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比如《说苑·辨物》有“楚王子建不知畴之为麻”一条原以为不见前引，却因上博简《平王与王子建》的出土得以复现。这确凿证明《说苑》中即使不见前引的故事，也肯定来自先秦文本。那么刘向所说该《说苑》乃是对固有《说苑》的整理果非虚言，《说苑》的先秦史料价值由此得以肯定和提升。 总之，“说体”范畴的提出，为先秦文学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视角，将此研究推向深入，必将结出新的硕果。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说体’研究”负责人、山东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