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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众本位出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信息接收者即受众的重视程度增强，对受众的研究力度加大。在呼吁重视受众研究的过程中，不少学者认为传播从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变是一种进步，并进而提出了“受众本位”的理念，认为 “受众本位则是把受众视为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体，一切新闻传播活动应以受众的意志为转移。传媒则应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受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满足受众获取多方面信息的需要为己任，以提高受众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全心全意地为受众服务”。应该说，充分重视传播过程中受众的地位，这毋庸置疑。但是，一切传播活动以受众的意志为转移，则不是一个值得广泛推广的意见。如果将受众本位的思路设定在传播内容确定之后，在传播方式与技术上充分照应受众的接受习惯、接受条件和接受期待，则更具学理依据和现实基础。而这正是我们阐释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一个恰当视角。 在中央苏区，当传播的内容确定了以后，传播方向是恒定不变的，即让设定好的内容从空间上、心理上无限接近受众。开展识字运动与送戏上火线、下乡村活动，是接近受众的两种典型方式。中央苏区工农群众普遍缺乏基本的文化素养，为了帮助他们克服接受障碍，中央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识字运动。其中的形式主要有三种。第一，每10户组成问字所，在公共场地设一个识字牌，指定一位稍通文理的人解说，每天学习1个生字；第二，以村为单位成立识字组，以居处相邻与文化相近为原则对学员进行编班，设置了相对固定的教员；第三，在城乡机关、学校、军队组织读报班，由教员讲读《红色中华》《红报》等报刊内容，学员一边跟着教员识文断字，一边了解报刊刊登的内容。如此大规模地毯式地破解群众文化接受的障碍问题，其中透露出对受众的重视程度。送戏上火线、下乡村，则呈现出了常规状态下的演出不具备的特质。据《红色中华》报记载，1933年到1934年春，中央苏区均派出剧团赴博生、于都、兴国、会昌等地巡回演出。在当时的演出现场往往是人声鼎沸、水泄不通。1934年之后，经过整编而成的“火星”、“战号”、“红旗”三个剧团，仍旧冒着硝烟炮火，深入前线、医院、乡村演出，鼓舞军民的斗志。 在常规状态下，我们对不同品类的文化形态的评价，较多地专注于其专业内部的积累与提升，考量其是否个性饱满、内蕴深厚、创意丰沛。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在这些方面也有淋漓尽致的表现，不过其更主要的贡献体现在专业之外，它在极其艰苦危急的环境中，在鼓舞斗志、扩大红军、节省经济、退还公债等方面作出了不可或缺也是不可替代的贡献，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笔文化资源和精神遗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历史经验研究”（15ZDB14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研究”（12AXW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