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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红军长征胜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归结起来主要有八个方面：改组形成了能够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决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选定了正确的战略进军方向和落脚点；克服了张国焘分裂主义，各路红军密切配合；忠实履行人民军队的宗旨，赢得了少数民族和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实行统一战线和瓦解敌军的策略，充分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以减少红军压力和损失；根据敌情和地理环境制定运用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高度重视情报工作和后勤工作，为红军行军作战提供了较好的信息保障和力所能及的物质保障；红军官兵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以及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关 键 词：土地革命战争 红军 长征 胜利因素 基金项目：本文为南京政治学院“十二五”计划2014-2015年度课题“人民军队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的历史考察”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ZY01-02。 作者简介：尹正达，南京政治学院科研部副教授、《军事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战略大转移——长征。在两年中，红军浴血转战14个省，克服千难万险，实现了红一、红二、红四三大方面军的大会师，胜利完成了长征。长征极大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使共产党进一步走向成熟，使红军成为一支更加坚强的部队。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围追堵截红军的破产，使全国革命重心转移到西北地区，为中国革命的复兴、革命新高潮的掀起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归结起来主要有八个方面。 一、改组了“左”倾领导班子，形成了能够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决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踏上万里征程，从客观方面来看，是由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及反革命力量的异常强大，是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不断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围剿”，是由于地处偏僻农村、容量有限的苏区在反动势力的“围剿”下物质条件难以为继。但是，从主观方面来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形成的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中共临时中央犯了全局性的“左”倾错误，难辞其咎。 历史表明，党的正确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实行“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可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重任，反之只能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湘江战役之后，如果按照“左”倾领导人的意图，执行既定的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但实际上是自投蒋介石布下的天罗地网的方针，最后走向失败甚至全军覆没是难以避免的。在这危急关头，中国革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决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特别需要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能够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要领导人。 长征初期，由于迭遭失败，红军官兵心中“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①。此时的毛泽东，虽然被“左”倾领导人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并被排挤在中央核心领导之外，但他仍以党和革命的利益为重，主动承担起了历史责任，多次向党中央提出挽救危局的合理建议。通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工作，部分党的高级领导人，如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对革命的挫折和红军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深刻反思之后，从“左”倾冒险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转向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明确表达了对李德、博古在“当时军事指挥上错误的忧虑，他认为博古等人这样下去就不行了”②，他提议，“开一个会，把李德、博古他们轰下台”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得以召开，会议集中纠正了军事上的“左”倾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此后逐渐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此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逐渐摆脱了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指导，开始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与策略方针，这为夺取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