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新的中共中央根据敌我态势变化发展和北上抗日需要选定了正确的战略进军方向和落脚点 红军向何处进军、到何处落脚建立新的革命大本营，是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也是事关能否保留革命火种并最终夺取革命胜利的关键。 中央红军突围后，原准备前往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但这一意图很快被蒋介石识破，蒋在红军前进道路上张网以待。在此紧急时刻，毛泽东建议立即放弃原定前往湘西的计划，转到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去创建根据地。在1934年12月11日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在随后18日的黎平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黎平会议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决定到川黔边创建新苏区，使红军暂时避免了可能覆没的危险，也为纠正“左”倾军事错误创造了条件。根据新的行动计划，中央红军于12月31日占领贵州瓮安县猴场镇，第二天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关于创建川黔边新苏区的决定。1935年1月中旬的遵义会议根据当时变化了的情祝，改变了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创造川黔边新苏区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此后，中共中央在扎西会议上又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了这一战略方针，决定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苏区。在红军南渡乌江后，中央又决定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并顺利实现这一企图。 1935年6月中旬，红一、红四方面军于四川懋功会师。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后多次提出抗日救国主张，在全国人民中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和红军始终不忘抗日救国问题。特别是新的中央，在红军危急处境稍有缓解的时候，就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于6月15日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阐明了“北上抗日”的方针，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持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④，并把革命大本营的选择与“北上抗日”的任务结合起来。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考虑到川西北地区在人口、地理、经济、民族等方面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广阔，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以汉族居民为主，又是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地区，并且邻近华北抗日前线。因此决定放弃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实行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三省建立根据地，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的战略方针。然而，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和破坏，这一战略计划一时未能实现。9月11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后改为陕甘支队)先行北上，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此从国民党发行的《大公报》《山西日报》等报纸上了解到陕北还有一支相当力量的红军，于是提出了去和陕北红军会合的意见。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根据了解到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于是中共中央在榜罗镇举行会议，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最后抉择。 总之，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新的中央将红军的战略退却同北上抗日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党和红军的前途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最终选定了正确的战略进军方向和落脚点，这一方向和落脚点的选择使长征由战略退却变为奔赴抗日前线的战略进军，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