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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高度重视情报与后勤工作，为红军行军作战提供了较好的信息保障和力所能及的物质保障 长征中，红军在如此凶险的环境中行军作战，要取得胜利，没有必要的情报、物资、医疗卫生等保障是难以想象的。 一方面是情报保障。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主要由以曾希圣为局长的军委二局负责情报工作。曾希圣把侦听破译人员分为两个梯队交替行军，通过轮流值班，始终保持24小时不间断地侦收敌军无线电通信，截获敌方许多重要情况，对红军行军作战起到关键作用。据伍修权回忆：“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察觉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就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15)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回忆，当时毛泽东对王稼祥说：“我们从已得到的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壁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地操劳扑空。”(16)可见，红军突然转向贵州是以情报为依据的。此后以四渡赤水为代表的一系列战役和军事行动，也都有军委二局、中共地下党以及红四方面军提供的情报支援。(17)聂荣臻在回忆1935年4月9日红军通过贵阳城郊的情形时写道：“我对蔡大姐说：快些走！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的五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蒋介石本人也在贵阳。这中间只有约三十里宽的一个口子。我们要赶紧插进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18)这表明由于破译了敌方的秘密电报，红军领导人对敌军的战略部署、战役意图和部队动向十分了解，形成了对手在明处而红军在暗处的理想局面，红军也因此牢牢把握了战场主动权。 另一方面是后勤保障。总的来说，长征中红军的武器弹药基本有保障，一是因为长征出发时红军所带的武器弹药比较充足，战士们视武器为生命，部队减员时枪支弹药都尽量带走；二是因为从战场上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不少，遵义会议以后红军打了不少胜仗，经常会有缴获。中央红军1935年2月的遵义战役就缴获各种枪2000余支(挺)，红四方面军1935年10月宝兴进攻战也缴获各种枪2000多支(挺)。红二方面军和红25军长征中武器装备缴获都不少。较之武器弹药的补充，粮食、被服等军需物资和卫生药品器材的筹集就困难得多。红军为此采取了多种办法，如战斗缴获、没收征发、购买、借贷、使用替代品、野外采摘、就简制作等。在筹集物资的过程中，党和红军制定了许多文件来进行规范。如总政治部颁发的《关于没收捐款暂行细则》《关于各部队取用没收品征发品办法》等。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粮食委员会，并恢复遵义会议后一度撤销的总供给部，统一由林伯渠负责，以解决部队的粮食供应，总政治部还颁发了《关于收集粮食事的通知》和《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规定“在收买粮食时，必须很好的向群众作宣传，使群众自愿将自己的粮食拿出一部分来卖给红军，并帮助红军去搜集粮食；收买粮食时一定要给足价钱；群众仅存很少的自己吃的粮食，不得他本人同意不应强迫购买”(19)。在医药卫生方面，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法，病员用中医，伤员用西医。红军沿途收集采摘的麻黄、柴胡、大黄、具木和黄连，经卫生人员稍加泡制即可使用，对于治疗感冒、肠胃病等起了很大作用。筹集到的少量强心、止血、镇静等西药，主要用于危重病人。洗涤伤口一般都是用食盐水，换药则用红汞碘磺纱布。而纱布、棉花、绷带等都是经过洗涤消毒后反复使用。困难的时候，还会以植物叶子、喇嘛经文用纸蒸煮后代替纱布，以蒸煮过的羊毛代替脱脂棉，以动物油脂代替软膏。此外，各部队在经济上也互相支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两个方面军的官兵互相捐赠了毛毯、衣服、鞋袜、手巾等物资。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即将会师，党中央号召陕甘苏区的军民开展慰问战友的活动。许多机关和部队战士踊跃为红二、红四方面军战士捐献衣服、菜金和口粮。红军各部队间这种阶级友爱的互助精神，为红军克服物资供应匮乏的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