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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改变与敌人拼消耗的僵化战法，根据敌情和地理环境制定运用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红军的作战原则，是受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制约的。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以后，就始终面临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进剿”“会剿”和“围剿”，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者以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为指导，结合根据地对敌斗争的实际，总结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主要是：慎重初战，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实行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红军运用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作战理论和原则，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存并发展壮大了自己。 然而，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来到中央苏区后，他们极力排斥毛泽东和朱德等人创立的红军作战原则，斥之为“游击主义”，在军事上迷信、依赖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一味强调“进攻路线”。面对国民党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准备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严峻形势，仍实施“分离作战”和“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法，企图在闽、赣两个战略方向同时取胜。这不仅使在赣作战的红军中央军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也使入闽作战的红军东方军因连续作战而十分疲劳。更为严重的是，使红军丧失了宝贵的反“围剿”准备时间，陷入仓促应战的被动境地，给第五次反“围剿”造成了严重后果。(12)临时中央无视国民党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在反“围剿”作战初期，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提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指挥红军“全线出击”，进入白区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在敌人堡垒之间转战而陷于被动。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后，集中全力进攻中央苏区，博古等人转而又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节节抵抗，处处设防，同强敌打阵地战，拼消耗，使红军伤亡重大，根据地被不断挤压缩小，红军处境日益被动，最后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 在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一系列失败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在总结经验教训时，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军事路线和作战原则，指出在反“围剿”战争中，红军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13)遵义会议后，为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的“追剿”，毛泽东一改“左”倾领导者和“洋顾问”李德的与敌人拼消耗的僵化呆板战法：在战略方向上，由过去机械地向西行动，改为只指出大方向，以利于机动；在作战指导上，由消极避战被动挨打，改为实行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在云贵川广大地区，毛泽东指挥红军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示形于敌、调动敌人，审时度势、避实击虚，充分发挥运动战的优长，正确处理“走”与“打”的关系，导演了四渡赤水、威逼贵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等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红军此后在战略上开始变得更为主动。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懊恼之余，讲了一段痛心疾首的话：“我们有这许多军队来围剿，却任他东逃西窜，好像和我们军队玩弄一般，这实在是我们最可耻的事情！”(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