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姪娣从嫁成为媵婚常态 如前所述，春秋诸侯媵婚中“二国往媵”、“同姓媵之”与“一聘九女”的要求与史事记载出入较大，但“姪娣从嫁”却是春秋诸侯媵婚的常态。据学者刘兴均对《左传》中相关记载的统计，娣从媵凡四十见，姪从媵凡三见， 这不仅说明春秋时期姪娣从嫁为媵较为普遍，也反映出当时媵婚活动十分活跃。姪娣从嫁为媵通常被认为是原始氏族社会血缘群婚与班辈婚的遗俗。如《仪礼》“士昏礼”注：“古者嫁女，必娣姪从之，谓之媵。” 进入以血缘宗法为社会政治制度基础的周代，姪娣从嫁的盛行除受传统婚俗影响外，更与现实政治利益息息相关。姪娣与夫人同嫁夫家的群体出嫁行为，可以有效巩固嫁娶双方的政治联盟，最大限度地保障双方姻亲和血缘关系的连续性。即多名同姓女子嫁于一人，一方面可以提高婚育概率及增强子女间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在夫人去世时，其姪娣可以继室形式入主后宫。如《左传》隐公元年，“（鲁）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声子即孟子之娣。若夫人无生育，或无育子成年，姪娣也能有效弥补这一缺憾。这既能避免诸侯无后，也能保证君位继承人拥有嫁女国的血统。如《左传》襄公十九年，“齐侯娶于鲁，曰颜懿姬，无子，其姪鬷声姬生光，以为太子”。由此可见，姪娣从嫁为媵对加强和延续嫁娶双方政治联盟关系起到极大作用。正因如此，为自身利益考虑的嫁女国只要条件允许，一般都会主动提供姪娣从嫁，无须娶妻诸侯提出要求。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落，霸主迭出，各国为了获取政治利益，相互之间纷纷“申之以盟誓，约之以婚姻”，发起或参与结盟，政治联姻成为列国重要的外交手段，小国借此以图存，大国凭之以争霸。 除姪娣从嫁之外，“媵”还存在另外一种形式，即陪嫁奴婢或物品。这种形式更接近“媵”字的本义。据考证，出土媵器铭文中“媵”、“滕”、“朕”等字均为“媵”字。《尔雅·释言》谓：“《方言》云‘寄物为媵。’媵，寄也。又云：‘媵，托也。’托、寄亦送致之意。”由此可见，在婚姻活动中，“媵”应有赠送财物表达祝贺之意。因此，《春秋》经传中的媵字既指作为陪嫁的嫁妆，也指致送嫁妆的行为过程。至于馈赠的礼物，则既有奴婢亦有实物。如《左传》僖公五年，“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遭遇晋国“假途灭虢”之计而被俘的虞国君臣，在晋献公将其女伯姬嫁于秦穆公时，又被当作伯姬的妆奁送往秦国。意味深长的是，据《史记·秦本纪》，这位被当作嫁妆送往秦国的“大夫井伯”正是大名鼎鼎的穆公名臣百里奚。 通过梳理《春秋》经传及其他相关文献记载可以发现，春秋诸侯媵婚既是原始遗俗，又与当时社会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其内容规定与执行情况有较大差别：其一，一国嫁女而两个女方同姓诸侯国遣女从嫁，仅有少数个案，非普遍现象；其二，诸侯嫁女时以姪娣从嫁，并致送财物奴仆作为妆奁是通行之俗；其三，诸侯嫁女时他国致送妆奁等表示祝贺。虽然“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同姓媵之，异姓则否”等让人费解而又缺乏佐证，但不能就此认定是纯系后人杜撰。在“礼废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某些西周时代的金科玉律，早已失去了普遍约束力。如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成公之母乃周宗室之女，周晋同姓，这说明其父晋文公并未遵守曾被奉为圭臬的“同姓不婚”原则。但是，亦无法排除这些规定是后人尤其是战国至秦汉的儒学者为美化“周礼”及证明其思想学说的合法性而刻意建构出的“先王之礼”。正如《白虎通》对“一聘九女”的道德性解读，与晋献公不断再娶而造成内乱的史事之间构成了完美的“思想（理论）—行为（例证）”逻辑关系。因此，使用《春秋》经传展开史学研究，必须配合对相关内容的史料批判，严密细致地辨析其中的“虚”与“实”。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周秦两汉婚姻家庭伦理嬗变与影响研究”（16BZX09）、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周秦两汉婚姻问题研究”（12542195）及黑龙江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周秦两汉婚姻形态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