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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37年，在中国轰轰烈烈开展的10年苏维埃运动，尽管艰难坎坷，但取得了重大成果：成功探索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新篇章。这场运动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党领导的苏区三四十种报纸的积极宣传和舆情引领。而《红色中华》是这些报纸中最为重要的报纸，发行量最高达到4万份，真正“成为了全苏区人民一个喉舌”。同时，因为这场运动随着红军长征扩展至10余个省，所以，该报堪称“运动中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喉舌”。在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和中国苏维埃运动开启90周年之际，进一步深入研究《红色中华》报，总结其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迪。 瑞金版《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934年10月），存在了近3年时间。它最初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的性质问世的，铅印4开1张。第1～49期为周刊，自第50期起，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办的中央机关报，3日刊，第148期以后再改为双日刊。1934年10月3日出版第240期后，因红军长征被迫停刊。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全国领导了南昌起义等100多次武装斗争，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城市向乡村转移，苏维埃运动由此揭开序幕。1931年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14周年之际，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会议闭幕仅20余天，即12月11日，由王观澜任主编的《红色中华》报就和读者见面了。其创刊的宗旨非常明确：“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通过对苏维埃根据地政权建设、发展大规模的红军和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等动员宣传，以及民主监督工作，最终“使本报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指针”。 瑞金版《红色中华》报，刊发党和各级政府的公文是其首要的任务。据统计，这期间共刊发了至少473则党和各级政府的公文，平均每期刊发2则，成为发布领导文件和政策指导的重要渠道。例如，创刊号在显著位置刊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号公告，公布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名单，以及临时中央政府的外交、军事、劳动、财政、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院等部门人民委员会的名单。 《红色中华》专门设置《苏维埃建设》《苏维埃法庭》等栏目，刊发大量关于苏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卫等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新闻、社论、典型的人物和事件报道等。 关于政治建设，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反腐倡廉的宣传报道。1932年3月2日，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项英的《反对浪费严惩贪污》一文，强调指出：“贪污是苏维埃政权下，绝不准许有的事，如若发生，即是苏维埃政府的羞耻。”1933年12月15日，又发表了毛泽东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明确规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这为苏区严厉打击贪污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1934年2月，第151期《红色中华》对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贪污公款246.7元，以及其他问题被“处以枪决”一案的公审情况，并对有关人员分别处以监禁、罚苦役等情况进行了重点报道。同年3月27日，发表了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统计了反贪污斗争的成果：共查出贪污钱款2053元，送交法庭制裁的29人，3人被开除公职。这些充分彰显了苏维埃政府令行禁止，严惩贪污腐败和建设廉洁政治的目标追求。 关于经济建设，《红色中华》重点刊发了许多大张旗鼓开展农业生产情形的文件、文章和通讯稿。例如，在宏观层面，1933年7月，中央政府通告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同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17个县的经济建设大会上作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认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也是为了改善群众的生活，尖锐批评了因为战争忙，“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完结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等错误观点。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就是这个报告的一部分。在微观层面，积极报道了各地查田、春耕、秋收等农业生产活动，设置《红板》栏目表彰先进，《突击队》栏目批评落后。文风朴实，文字简练，深受群众喜爱。1933年3月，刊发了《春耕运动的实际材料》，表扬了红军政治部全体教员支援春耕和武阳区春耕取得的成绩。当然，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突击队》专栏后来更名《铁棍》《铁锤》和《无产阶级的铁锤》，有的批评性报道与事实不符，火药味过浓，妨碍了团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