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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事斗争，《红色中华》则通过重点报道红军战争和战役的胜利、人民群众无私支援革命武装斗争，以及国民党军队的不断失败，来振奋士气，鼓舞民心，最终传递苏维埃红色政权是完全可以存在和发展的胜利信念。为了真实生动，亲切感人，有许多报道是前线将士通讯员撰写的，群众语言味道浓烈。例如，1933年7月，《赤色战士通讯》栏目发表了《占领湖子里的经过》短文，幽默风趣，可读性极强。同时，还发表了《溪口乡二个李同志》的短讯，称：“福建长汀县四都区溪口乡中有两个顶呱呱的女同志李生连、李连清”，在党团支部大会和各群众团体联席会上，鼓动大家“报名去参加红军，把自己所做的草鞋、干粮袋，送给报名的新战士，并愿意帮助他家中的一切困难，看呵，这两个妇女同志真是好极了！”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瑞金版《红色中华》停刊。赣南版《红色中华》在中共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瞿秋白的主编下，至少出版了24期。而跟随党和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的长征后，《红色中华》于1935年11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毛泽东十分重视它的复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刊发了题为《毛泽东同志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的文章，指出蒋介石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关于外交方针的演说，是“全力为日本帝国主义辩护”。 陕北版《红色中华》（1935年11月—1937年1月），仍沿用原来的期码，继承和发扬了瑞金版《红色中华》办报的党性原则和群众办报的风格，努力宣传党和政府关于苏维埃运动政策的新变化，不仅在地理位置方面实现了由南向北运动的转变，而且在宣传内容方面实现了由“工农共和国”向“人民共和国”、由“反蒋抗日”向“联蒋抗日”等运动的转变，努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月27日，为了积极宣传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明确指出：党的“宣传工作最中心最紧急的任务，就在于用一切力量去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凶暴侵略行动”，动员“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最后“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解放”；同时“要在群众中解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苏维埃各种政策的改变”。《红色中华》根据中央的宣传要求，运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了有效的宣传。不管是反蒋还是抗日，党都必须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1936年1月至7月，《红色中华》配合各级政府发动的“扩红”运动及发展地方武装运动，刊发了100多篇文章，起到了很好的组织和动员作用。同年9月，随着中共中央提出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的新变化，《红色中华》刊发的文章也一律停止了对蒋介石“卖国贼”等斥骂。 值得一提的是，《红色中华》广泛采用各种形式来加强宣传效果，运用歌曲的形式，就是其中之一。《红色中华》第294期发表了一首《欢迎二、四方面军歌》，其中有“二、四方面军好英勇，北上抗日下决心。胜利向前进”“红军团结万万岁……抗日胜利万万岁！”等铿锵有力的歌词，并在歌曲旁加按语：要求每一个苏区民众，每一个红军战士都要把它唱熟，为团结抗日而奋斗！两个月后，《红色中华》第306期又发表了一首《民主共和国进行曲》，核心意思是“三个一”：“全国的人，一条心，我们要争取，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平等！全国的嘴，喊着一个声音，我们要打倒，打倒卖国汉奸和强盗日本！全国的眼睛向着一个目标前进。我们要实现，实现中国民主共和，创造人民的新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这些歌曲发出救亡图存的时代最强音，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使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广泛的认可。 上述事实表明，陕北版《红色中华》比瑞金版《红色中华》在践行党报“姓党”，特别是对办报必须走群众路线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936年9月，《红色中华》第300期纪念特刊刊发了《要使〈红色中华〉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等一组4篇文章。文章自信地说：希望在《红色中华》“举行400期纪念时，她将能随着我们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展与胜利，而成为印刷精良的风行全国的群众化报纸”，真正“成为了全苏区人民一个喉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文章提议在苏区内建立一个由省、县、区通讯员组成的通讯网，在军队各级政治部中设立通讯员，在地方建立由3至5人组成的读者会，由读者会向群众解释报纸的宣传内容。总之，《红色中华》有效地传播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延安时期党的新闻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苏维埃运动的星星之火最终在中华大地燎原，成功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徐尚思 徐方平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传媒引领社会舆情研究”〔15AKS00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