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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始察终”下的“究天人之际” 两汉时期,经董仲舒系统阐述,并由刘向等人进一步发挥而形成的一套系统的天人感应学说,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在思想界曾长期居于重要地位,甚至在某一段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学说总体上是一种形而上论,并夹杂着某些阴阳灾异学家的神意宣扬,严重影响并制约着人们对历史演变的客观认识与把握。 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同样要“究天人之际”,但与董仲舒等人不同的是,司马迁把“究天人之际”作为史学的任务与目标,试图通过“原始察终”的史学方法,努力以实录精神来认识与探究社会历史,对历史变动作出“一家之言”的解释,为人们客观认识历史、把握历史,提供有益启示。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言:“《史记》从历史上‘究天人之际’,是跟当时正宗儒学所宣扬的、方士们所粉饰的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的官学相对立的。”(24) 对社会上流行的天人感应神秘学说,司马迁持有明确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对其中裹带的神学迷信思想进行了事实与理论上的批驳。《史记·封禅书》载曰:“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僇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司马迁对此提出了质疑:“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他进而认为:“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对于封禅这一政治诉求,司马迁并未完全否定,但对其中的神学迷信思想持批判态度。《史记·封禅书》又载曰:“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正如刘咸炘所言:“史公非不信有封禅一事,特不足于武帝之求仙耳。……宋人多谓史公以古郊祀礼与方士怪妄之说并载为非,此不知史述源流而以邪正绳之也。”(25)这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与实质。 司马迁作《天官书》就是要以当时人们所能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对以往及当时流行的神意或神秘天人感应说进行系统的剖析和批判,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天人观。《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司马迁主张天象与人事相通,并不存在所谓的神秘感应,天象运行有自己的法则,人类应关注自身的行为变动。他较理性地总结出天道变化的法则:“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作为天官得出的思考,“是把天人与古今结合为一体,显示出宏观把握历史的理论勇气”(26)。因此,司马迁要求天官须“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这样天官的职责才算履行,“则天官备矣”。(27) 司马迁对秦亡汉兴这一历史剧变非常关注,“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28)。在考察这一历史变动中,他始终坚持“原始察终”的史学方法,努力从具体历史事实中得出认识。他认同贾谊《过秦论》中对秦兴亡的分析,并在书中各处,尤其是“十二表”中做了集中论述和深入思考。如对秦兴之原因,司马迁的认识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29)在他看来,德义、兵、地理形势都不是秦兴起而统一天下的最终决定因素,而“天所助”才是关键。至于这个有着丰富内涵但却不可以明确界定的“天”到底指什么,司马迁并没有给予说明。不过这至少说明司马迁较他人对社会历史变动的思考更深一层。历史变动因素是多层次的,“变所从来,亦多故矣”(30),这是司马迁重要的理论贡献。正是由于司马迁在探究历史变动的原因时,始终坚持自己的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宗旨,所以他充分肯定秦统一天下这个重大历史变化的合理性,“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批评一些人“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31)的错误认识。 对汉兴统一天下原因的认识,司马迁仍从“综其终始”的史学方法着手进行分析。他得出“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32)的认识,即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出统一是一个长期的艰难过程。而秦汉之际短短的五年之间,却发生了“号令三嬗”的历史剧变,为什么?难道与他总结出的历史法则相违背吗?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决定作用,这是司马迁遇到的新困惑。对比,他作了努力思考,认为秦统一之后所做的一些“禁事”恰恰为汉兴提供了历史条件,“乡秦之禁,適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由此他得出“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33)的结论。这里出现的“岂非天哉”,与他上面提到的“盖若天所助焉”在理论意义上是一致的,是司马迁在分析了各种变动因素之后做进一步思考的体现。 在论证西汉政权的合法性时,司马迁继续坚持历史地看问题,他提出:“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34)。这就是说,汉兴是符合天下大一统趋势的要求的,并积极转变治国之道,推行王道,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安定社会,这样才是所谓的“得天统”。由此也可看出,上述所言的“岂非天哉”,并不是讲天命神意决定汉兴。 司马迁对秦汉统一天下原因的分析,始终贯穿一条主线:从历史演变过程入手,表现出一种历史客观趋势在社会历史变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认识。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并不能像班固那样得出“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35)的结论,但司马迁所作的分析,为后人提出更为合理而明确的解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种提示与启发,未尝不是一种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