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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蒋宝麟，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学术史。 【内容提要】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史学术界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新”、“旧”为重要分野。其中，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多被视为南方“旧学”的重镇。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东南大学改组为国立中央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该校史学系的师资结构大有调整，学术风格也有很大变化。但在这些变化的背后，系内主要教授都存“史学南派”的认同。这种认同并不源于初始期间的“疑古/信古”或“科学/人文”之争，而更多地落实在“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上。“学派”的分际更多地表现本学科欲在学界独树一帜、与他人立异的层面上。同时，现实权力之争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历史学科；学派；学术认同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332(2014)02-0055-12 1923年，尚为大学历史系学生的陈训慈提及当时学术界的一个明显倾向：“耆学宿儒往往与新进学者各不相谋。又因地域之暌隔，而各地学者常不能共通声气”，这实乃“不幸之现象”。①以上所言，治学取向的“新旧”和地域上的“南北”成为判断是时学术派分的标尺，这不仅是各地学者“不通声气”的隔绝所在，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彼此间的对立。 陈训慈或有亲身感受，他所在的东南大学向以与北京大学新文化派对峙而闻名，常被当时的舆论界和当下研究冠以“旧”或“南方”之名。②如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9月在南高师基础上成立东南大学，1923年秋两校合并)的《学衡》杂志以反对新文化派白话文运动为指归。《学衡》健将胡先骕在该杂志停刊后多年指出：“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已正，人文主义乃得以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今年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而《学衡》得以植根的背景正是东南大学的“朴学精神”：南雍师生反对“北方学派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不问华夷，不问今古”。③虽然南高、东大以融合古今中西为期许，但在北方学人看来，南高、东大的学术风气实为守旧。此种印象一直延续至今。如杜正胜提出：近代中国的学派有“趋新”的北大和“守旧”的南高之分，两相对立。④但是，不仅历史上北大和南高、东大为“变量”，学校、学术机构和学人轮替频繁，而且学术的“新”与“旧”也应限定在相对意义中进行考量。 1927年之后，因政局转变，东南大学被改组为中央大学。从东大到中大，不仅有学校政治氛围的转易，而且学术文化层面亦有“变”的一面。这种“变”既有学术理路的逻辑衍化，其中包括学人、学派的分合因素，而且还有政治社会方面的造因。 近年来学界渐多关注民国南方学术(主要包括南高师和东大的所谓“学衡派”、“南方国学”、“文化保守主义”、“章黄学派”、“史地学派”和“南高史学”等)⑤，但表现出较偏重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而相对忽略1927年后的中央大学的倾向。更应注意的是，大学及其下属院系为“现代性”的学术机构，本不同于学缘上的师承、地域上“学派”或同人刊物，⑥故而构建完整的“学术谱系”反而遮蔽那些看似枝蔓的部分，影响后学者在历史视阈中考察以大学为单位的学术文化流变。本文以中央大学历史学科(1927－1949)为个案，考察其治学取向、课程结构与学术认同以及所谓“学派”建构之间的关系，并涉及“学术共同体内”的派系分际和权势争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