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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念、权势与“学派”分际 东南大学改组为中央大学后，文史两系出现的最大变化即北方学人南下。南北交汇赋予学术以新的蕴涵，又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东南大学的“学术传统”。但是，在相容的同时，由于理念和权势上的差别，南北新旧间又往往存生几许隔阂。 1930年，清华学校毕业的留美博士雷海宗出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他曾委托胡适和梅贻宝代邀此时在史学界正如日中天的顾颉刚南下任教，但被顾拒绝。(46)另据陶希圣回忆，1931年他在中央大学法学院任教时，校长朱家骅曾对他说：“一个大学的学风，以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为枢纽”，朱计划一步步对中大文史两系进行充实，据说已经约顾颉刚前来任教。(47) 关于中央大学两次邀请顾颉刚南下任教，尚无翔实资料辅证。不过以常理推断，雷海宗主治西洋史又非本校出身，不同于东南大学旧人以及陈汉章，故能力邀顾颉刚加盟。而朱家骅与顾颉刚交厚，前者担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时曾延揽后者，出长中央大学后邀顾，至少在姿态上是很有可能的。顾颉刚之所以没有南下，一方面是由于顾喜欢燕京大学平静的学术环境，另一方面顾颉刚的疑古观念与南方史学存在根本分歧也是重要原因。 抗战时期，学者颠沛，许多人为研究工作和生活计，往往辗转多处单位。当时顾颉刚在重庆中央大学就有一番短暂的执教经历。1941年10月，顾颉刚因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之邀赴重庆主办《文史杂志》，11月又应中央大学新任校长顾孟余之邀在中大兼课，1942年3月任中央大学专任教授。(48)顾孟余是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时的旧识。原先，顾孟余欲顾颉刚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但顾颉刚“以系中问题甚多，而予初至不易处理”为由，只同意担任出版部主任。(49)若干年后，顾颉刚忆及此事，说因自己出身北大，“中大和北大不能沆瀣一气，如果我做史学系主任，恐怕又闹出麻烦来”。(50) 顾颉刚的回忆或存后见之明，但他到中大后与旧人相处得的确不融洽。顾颉刚在中大时，曾介绍丁山来历史系任教。丁山出身北大国学门，专门研究甲骨文和商周史。据顾颉刚言，为介绍丁山事，“中大中没出息的同事又为我造谣言，或谓我将作文学院长，或谓将任史系主任”。(51)不过，丁山还是顺利到中大服务。刘起釪于时为中大历史系学生，他认为系主任金毓黻对历史学功力深厚，使他掌握了“旧史的系统知识”，而顾颉刚“授我以科学的文籍考辨之学，强调从传统的学术观点中解放出来，并带同我研究《尚书》”。(52)刘起釪在中大接受顾颉刚的指导，成为顾晚年最重要的学术助手之一，颇能传承乃师学问真谛。1945年刘起釪大学毕业后，继续在本校攻读研究生，此时顾颉刚早已离校，但仍担任刘的导师，丁山为副导师。有“旧”有“新”，有“传统”有“现代”，虽共聚一堂，但在学生眼中却是差别立判。 顾颉刚在中央大学过得并不如意。1943年初顾孟余辞职后，顾颉刚也随之萌生退意，于2月辞去中大专职。同时，蒋介石继任校长，由朱经农任教育长主持校务，校内实权被本校(南高师)出身的教务长胡焕庸掌握。胡焕庸在校内的权势地位受到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支持，而朱家骅与陈立夫长期争斗，为扩充势力而延揽学人，双方对立严重。顾颉刚虽然不再担任中大专任教授，但一段时间内仍在校内兼课。朱家骅曾两次嘱咐顾颉刚不要脱离中大，并请他拜访历史系教授沈刚伯和丁山等人，请他们也勿提出辞职，“否则胡焕庸方面更得势，学校将更糟”。(5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