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课程标准与新旧转化 在时人眼中，南北两大史学系有“智识”和“整理”之分。而中央大学史学系的课程标准的确有独到之处。1928年春，缪凤林在中大任教时，制定《中央大学历史课程规例》，阐明中大史系之旨乃“注重实用”，缘于“史为经世之学”，这“较之时人以考据空想为史学，或称为史而学史者，颇有不同”。(25)缪以史学为经世之学和反对考据空想的说法，实针对当时北平学术界“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而发。(26)又1930年中央大学史学系的课程设置之旨为：“在研究历史之重要智识，期以阐明历史对于人类社会之关系，并策专精研究之效，盖稽古所以知今，故讲明历史最有助于事理之观察与推断，分析言之与本国史则注重政治文化脱变之因果，庶可明其利弊，知所兴革。……”(27)可见，中大史系的学术风气的确偏于“智识”一线，“明利弊”和“知兴替”也体现了不同于纯考据的“经世致用”倾向。 但还应注意到，以上倾向也存在一定的变数。据1933学年上学期中大史学系选课指导书显示，史学系设置方针有四：一、养成治史之专门人才；二、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史；三、研究外国历史并探讨其治史之方法；四、培养中学历史学科之师资人才。(28)其中，“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史”一点，似乎与十年前北平史学界的风气十分相近。 大体而言，除去南北学人均有的个体差别因素，从学系方针与课程标准的大框架来看，到中央大学初期，“南派史学”在治史取向上仍与北方有重大差异，但也不能忽视其趋同的一些方面。相近趋同一方面体现在交涉方面，另一方面也与“边缘—中心”的转移有关。 朱希祖从1919年底至1931年初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在此期间，他对北大史学系的课程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基本社会科学作为“史学应有之常识”，纳入史学系本科课程体系当中，力图“将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29)从学派渊源上看，朱希祖属太炎门人中之正统，但治史理念与方法却深受欧美史学的影响，主张史学的社会科学化。(30)他在北大史学系推行的课程改革正是其史学观念的体现。在中山大学短暂任教后，1934年春朱希祖赴南京中央大学。 当朱希祖到新学校时，发现史学系学生“多受缪凤林等教育”，所编讲义“以详赡为主，且用文言”。可能是朱希祖初到中大史系，看到与北平各校历史系迥异的风气，他告诉欲来中大任教的罗香林(清华大学毕业)“练习文言，淘汰冗长文句及新滥名词”以做准备。(31)朱氏在中央大学时，虽看到不同于北方史学的一面，并未全然以旧换新，但也不同于出自同一师门的黄侃南下任教的意义。(32) 关于抗战初期的部定各院系课程标准，时任中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曾专门拟就《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课程表审查意见》一文，陈述对统一课程标准的见解。首先，朱希祖认为：“大学与中学异，中学课程表，必须整齐划一，不可参差，大学则延请人材，不能一致，设备方面，亦不能一律”，所以教育部“不能制定一表整齐划一之”，而“只宜规定原则”。其次，他指出，“以历史学系而言，因造就史学人材目的不同，故各大学所设课程亦异，有注重应用者，有注重学理者”；“然就注重学理而言，其目的亦有不同者，例如以发明历史真相为主者，则除普遍史(包括文化史)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为必修科目外，尚须以考古学、地史学、人类学、人种学、言语学(包括吾国之文字学)、人文地理学等为必修科目，而以各种国别史如英美德法俄日等国史为选修科目，或选修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等以辅之。以发明历史真理为主者，则除普遍史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为必修科目外，尚须以心理学、论理学、哲学、历史哲学等为必修科目，而以各种专门史如哲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社会史、经济史等为选修科目，或选修人文地理，人类学以辅之。若史学方法论、史学概论、史学原理等，其内部多有相通者；史学史及史籍举要，其内容亦有相通者，各用其一种，不必重设。”最后，他建议历史学系的课程原则为：“第一，造就史学人材之目的，宜确定标明，然后分别拟定课程。第二，中外历史，不宜偏重，普遍史必须完备。第三，须以社会科学之若干门为史学基础。第四，基本历史辅助科学必须完备，如上列考古学等六种，或以心理学等四种。第五，不得因人而设范围狭小不甚重要或重复类似之科目。第六，学分及钟点，不得太少或太多，须照规定标准办理。至于科目分配之多少，分代史划分之长短，半学年一学年之伸缩等，皆由各大学斟酌实情，自由排列，以不违原则为限。”(33)从《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课程表审查意见》中提到的“须以社会科学之若干门为史学基础”一语来看，朱希祖对中大史学课程的设计延续了其一贯思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