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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学取向与学术认同 1931年12月，新的国立四川大学合并成立后，文学院召开教务会议讨论各学系课程标准问题。当时国内各大学文学院课程各异，川大文学院同仁认为，关于中国文学系，“中央大学、东北大学等校则以研求本国学术为主脑，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则以研求纯文艺以期创造新时代之新文学为主脑”，文学院院长向楚表示，对于中国文学“自以研求本国学术为主”。关于各大学历史系，“一为偏重历史整理方面，北平各大学每系如此；一为注重历史智识之研究，中央大学、东北大学即如此”，何鲁之提议川大史学系应以“对史学上之智识之研究”为主。⑦显然，川大文学院与中央大学同调。他们看待中大文系以“中外新旧”为划分标准，而对中大史系的态度却并不以此为据。 1936年周予同发表《纬谶中的“皇”与“帝”》一文，开篇即提“年来国内治中国古代史”分四派：“泥古”、“疑古”、“考古”和“释古”。⑧五年之后，周予同再作宏文，系统阐述了五十年来中国新史学的流派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新史学应按“史观”和“史料”之侧重划作两大派别，其中“史观派”中又分为“儒教史观派”和“超儒教史观派”，前者再分“受古文学派影响者”和“受今文学派影响者”，后者再分为“疑古派”、“考古派”和“释古派”。受古文学派影响者即受章学诚和章太炎的影响，如张尔田的《史微》、陈汉章的《史学通论》和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这一派史学并没给予中国史学以“转变的动力”，真正开启中国新史学的是受康有为和今文学派影响的史家。周氏对于中国史学流派的划分颇具影响力，在他看来，章太炎和柳诒徵等人的古史研究虽有影响力，但还够不上“新史学”，而先前提到的“泥古派”更被他剔出论列，连发声的资格都被剥夺，只是说他所指的“泥古派”就是冯友兰说的“信古派”，而接近钱穆说的“传统派”。⑨ 中国史学本无“疑古”和“信古”的派分，随着近代以来新史料和出土文献的发现以及“科学”方法的运用，不同史家对于新旧史料态度的差别导致看待古史体系的视差。特别是随着顾颉刚“古史辨”运动的开启，全面揭开了中国史学界关于古史体系的论争。 “信古”是“疑古”的对称。东南大学历史系柳诒徵、刘掞藜师徒曾对顾颉刚的疑古观表示强烈不满，因顾释禹为九鼎动物(虫)而引发了当时影响巨大的学术争论。用顾氏自己的话讲，他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许多人“照着传统的想法”说顾颉刚“着了魔”，于是刘掞藜依据“经典常识”反驳顾颉刚，来回打了半年的笔墨官司。⑩在双方交锋过程中，顾颉刚隐约揶揄对方守旧不化，但似乎并没有点明其“信古”。不过，支持顾颉刚和钱玄同疑古的魏建功将柳氏师徒归为承认任何史籍“古今共信”。(11)顾颉刚的老师胡适也认为：“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功夫。”(12)胡适之言意旨在于为今后中国新史学指出南北学术融合之路，但同时也将南方史学(尤其是东南大学)与“信古”间画上等号，凸显南北史学分际。 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史学系(抗战期间改名历史系)庶几面目全非。实际上，1925年柳诒徵因易长风潮离开东大，柳氏弟子中除了陈训慈在中央大学短暂任教外，只有缪凤林一人长期在中大任教。此外，中大史学系教授大都是不具本校背景的新人，有几任系主任陈汉章、朱希祖和金毓黻还是北大旧人。 抗战期间，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金毓黻为本系历史学会主编之刊物《史学述林》题词曰： 本校之历史学系，具有二十余年之历史。盖自南京高师之史地科、东南大学之史地系，逐渐衍变而成，且继长增高，以至于今日，甚矣其难也。尝谓吾国古今之学术，因长江大河之横贯，显然有南、北两派之差别。……史学亦然，廿载以往，北都学者主以俗语易雅言，且以为治学之邮，风靡云涌，全国景从。而南都群彦则主除摒俗语，不捐雅言，著论阐明，比于诤友，于是有《学衡》杂志之刊行。考是时与其役者多为本校史学科系之诸师，无以名之，谓为史学之南派，以与北派之史学桴鼓相闻，亦可谓极一时之盛矣。今校长罗君治西史有声，曾为北派学者之健将，嗣则来长吾校，将满十年。向日以为分道扬镳不可合为一者，今则共聚一堂，以收风雨商量之雅。盖学术以互竞而孟晋，譬之江河分流，以俱注于海，其趋不同，而其归一也。……夫学问之道，以求是为归，何必尽同。本系诸君应勿忘往日史学南派之历史，以共树卓然自立确乎不拔之学风，因而相激相盪，与以有成。(13) 金毓黻，辽宁(奉天)辽阳人，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1936年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金氏以上述语，一方面强调中央大学历史系延续南高东大时代的“史学南派”的学统和南北学风的差异；另一方面，又表明此时的中大史学已是南北“共聚一堂”，而且他本人与校长罗家伦类似，为北学南进的代表。话虽如此，但中央大学的史学形象在同行们的眼中恐怕还是更近第一层意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