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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中，不管是时人的认知，还是当下的研判，学术取向与学派之别中的“南/北”与“旧/新”对应关系是一项重要的衡量标准。本文关于1927年后中央大学历史学科的个案研究从整体上亦支持此论。不过，这种学术差别，从“实”的方面来说，各“派”确有明显差异；而从“虚”来看，自我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他者目光”，也需特别注意。如刘节毕业于清华国学院，受业于王国维和陈寅恪，他曾在1939年受中英庚款资助到重庆中央大学做短期研究。他人中大后有如下观感：“该校办事甚有秩序，而学生少研究精神。一般教授之风气虽不可知，关于人文科学方面，实无多大表现。此风气大约自东南大学以来即已如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75)似乎中大烙下了前代“旧学”或“保守”的印记，实少“进步”之处。甚至在一些北方学人看来，中央大学及其学人始终是学术上的异数。抗战胜利后，罗常培(莘田)还跟胡适说起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是“国学”的“反动大本营”。(76) 但在“旧”的一方，的确也有主动立异的用意。如黄侃对自己被称为(甚至是“讥为”)“旧学”并不回避，并能深刻体察到新旧之别。他为金陵大学国学研究会刊物《金声》撰文云：“近顷从事于国学者亦多途矣，总之不离舍旧谋新者近是”，言小学，金石、甲骨已替代六书、三百韵；言经史，《山海经》、《穆传》替代《易》、《书》和《春秋》；言文辞，则野语、童谣反倒成为主宰。但是，“新之一果愈于旧之一乎？是未可知也”。(77)学术“新旧”的资格至今难下定论，不过船大难掉头，由旧变新实属不易。黄侃生前曾大批购买甲骨文书，但初衷不改，他曾对林景伊说：“汝等少年尽可研究甲骨，惟我不能变，变则人将诋讥我也。”(78) 抗战初期，金毓黻完成《中国史学史》，第十章述“最近史学之趋势”，文曰：“昔人所谓考证之学，则于最近为从古未有之进步，然今日专门旧学之进步，实与群众普通旧学之退步为正比例，此奇异之现象，殆遍于世界，不独中国为然。此其所论，或不免失之过当，然吾谓与其谓为旧学之进步，无宁谓为国学之别开新机，与其谓从古未有之进步者为考证学，无宁谓为史学。”考证本为旧时研治经史的方法，于今则变为专门学科，所谓新旧，全在方法是否“应日求其进步”。而近年来研治“国学”更是“蒙受西方之影响而然”。(79)金毓黻后期治学以史为本，兼及经学，求学问学又在南北之间。以上所论姑且不论是否确切，但可表明在某些学人的视阈中，“新旧”不仅相对而言，且时常转化，这对本文所论有启示意义。 相较于东大时期，中大史学风气变化尤多。但在变化的背后，系内主要教授都存“史学南派”的认同。这种认同并不源于初始期间的“疑古/信古”或“科学/人文”之争，而更多地落实在“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上。不仅南与北之间的人员流动更加频繁，而且新与旧更不能强加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比科学考据更加趋新，古史“层累亡失”说相对“层累造成”说更似同一问题的正反两面，学术视差固然存在，但学界的话语权和实际权势地位有时更具影响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