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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傅斯年在北平出版《东北史纲》第一册。(63)该书甫出版，柳诒徵的两位学生郑鹤声和缪凤林即发表书评，对傅著均持批评态度，且言语比较激烈。关于这一点，王汎森先生已注意到，二人对傅斯年的批评与“南高系统”对北大和新文化运动抱有敌意，对傅的治史方法极其反感有关。(64)此言大致不差，但尚须看到缪凤林的批评集中在《东北史纲》的史料选取问题，傅斯年“不仅不知《两汉书》外与东北有关之金石已也，《两汉书》与《魏志》内有关东北史之记载，傅君亦未能尽读也”。(65)缪凤林不仅指责傅斯年没有认真读书，而且入室操戈，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昔日批评旧派史家只固守正史而不知“上穷碧落下黄泉”扩充史料的傅斯年，如今他自己不仅无视正史之外的金石材料，而且连正史都未能读透。 缪文一出，学界哗然。傅斯年原拟作回应，但终未成文。(66)缪凤林的学生回忆此事说，当时有一种传闻，傅斯年看到缪的书评后感到不安，托任中大校长的老同学罗家伦帮忙转告缪凤林，请他不要再继续写东北史的书评，缪凤林就没有继续写书评，傅斯年的《东北史纲》也没再往下写。(67)不过，事情可能没有像传闻的那样简单。当时缪凤林曾致函陈垣，说傅斯年“因恼羞成怒，至谓誓必排林去中大而后已”，例如介绍方壮猷(欣安)和谢国桢(刚主)等人进中大史学系以取代缪的地位，但他决定新学年仍应中大之聘。此函最后有“私意拟在此间多住数年，期于国史略植根柢，再行来平，以广见闻。异时学业稍进，倘长者以为可教而儒教之，则幸矣”的字句，推测可能是陈垣曾邀请缪凤林赴北平任教。(68)按方壮猷和谢国桢的确来中大史学系任教，方教中国通史课。1934年3月，方和谢二人辞职，中国通史课改由缪凤林教授。(69) 傅斯年因学术批评而插手中央大学史学系事务以排挤缪凤林，仅为后者一面之词，尚无其他资料确证。不过，傅斯年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权势的确不容低估。1936年下半年，金毓黻从东北转道日本至上海、南京，由傅斯年介绍他到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70)为此，金毓黻十分感激。而两年前朱希祖入中央大学，同样与傅斯年有一定的关联。 朱希祖长期在北大执教，为中研院史语所特约研究员，一度为专任研究员。1932年10月朱希祖被迫离开北平，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后又至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朱希祖认为他离开北平是傅斯年造成的，曾在日记中写道：“自民国十九、二十两年遘傅斯年逢蒙之祸，北京大学及中央研究院两被夺位，二十一年夏不得已出居广州，播迁失所”。(71)此后，朱希祖和中研院史语所系统出现隔阂。(72)1940年2月，中研院在重庆准备召开会议选举第二届评议员，历史学科有朱希祖、张尔田、汤用彤、顾颉刚、金毓黻和蒋廷黻六名候选人，前一届评议员胡适、陈垣和陈寅恪仍具候选人资格。2月26日，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骢致函朱希祖和金毓黻，转达西南联大姚从吾之意，希望中大史学系能投票推举胡适、陈垣、傅斯年和陈寅恪为评议员。接函后，朱希祖对此十分恼怒，“堂堂中央研究院学术机关之评议员乃出乎运动情面之选举，其污辱学者可谓甚矣。上届评议员已尟史学专家充为评议员，此次又谋连任大肆运动”，最后中央大学史学系无一人投票。(73) 据档案资料显示，当时参加历史学科投票的有西南联大、西北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等九校，有效票28票，中央大学未投票。3月14日，中研院在重庆牛角沱汇集各地寄来的选票后开箱统计，历史学科有陈寅恪、胡适、陈垣、顾颉刚、汤用彤、朱希祖、蒋廷黻和金毓黻八人当选为候选人；3月22日，举行决选，由27名第一届评议员选举新评议员，历史学科八人中有胡适、陈寅恪和陈垣当选。(74) 中研院历史学科评议员人选虽不能完全说明当时中国史学界的格局，但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读出一些讯息。虽然中央大学史学诸教授杯葛此次选举，且朱希祖和金毓黻也没能最后当选，但二人仍进入“八人大名单”之中，也体现出“史学南派”的地位。而另一方面，从这次评议员初选的候选人、当选者和中央大学史学系的举动来看，除去学术成就因素外，北方学界(主要是北大和史语所系统)与中大史学系在权势上的区隔十分明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