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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规定大学历史学系必修科目有：中国近世史、西洋近世史、中国断代史、西洋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中国史学史或史学方法、中国地理、西洋史学史或史学方法、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34)选修科目有中国史部目录学、传记学、史籍名著、史前史、考古学、世界地理、制图学、人类学、文字学概论、社会心理学。(35)与此相比，中央大学史学系课程中则增加了社会科学类的必修科目：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哲学也被列为选修科目。(36) 朱希祖主张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并在中央大学得以贯彻。他在离开北京大学后，北京大学史系原先“社会科学史学”的课程标准调整为以史料辨析整理为主。(37)在教学上，北大史系的考据风气重返中心，而朱希祖却将昔日北大史学风气南移到中央大学。北平学界的“科学方法”考据自期以非经学化的路向整理史料，较之南方“传统”史学，自我定位为“新”。但与更西化的“社会科学化史学”相比，反而不够新。中央大学史学系体现出南北新旧的转化，颇具吊诡意味。 当然，朱希祖在中央大学史学系(1940年后改称历史系)的课程安排或许仅能代表他自己。而且就他个人的治学方法而言，社会科学化的史学似乎只是“取法乎上”，实际研究基本还是落实在具体问题的层面，以考据为主。 朱希祖的继任者是金毓黻。金毓黻在北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朱希祖，对他一直执弟子礼。不过，金毓黻对历史系的整体规划似与乃师不完全相同。1941年6月30日，金毓黻为诸生讲《治史纲要》，涉及本系治史的三大纲领：第一、以研究制度文物为中心；第二、以求通重于求专；第三、以养成学问欲为系风。附各条缕析说明，其中研究“制度文物”之原因为中大历史系侧重研究中国史，以正史志书等为研究对象；而“求通”主要体现在注重通史，避免支离破碎的治史方法。(38)桑兵教授已注意到此点，金氏所指以研究文物制度为中心，其实就是关注正史即政治史，与清季至抗战前所有新史学的主张颇异其趣，而是回归中国传统史学的正轨。(39)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金毓黻在中央大学侧重制度文物(正史)和通史，恐怕与“南高史学”的传统更为相近，与史语所那种“窄而深”的专题式研究区别较大。由此来看，前引《史学述林》题词，金毓黻告诫诸生勿忘“史学南派之历史”，颇可玩味。 金毓黻在1949年前主要的研究范围大致为东北史、辽宋史和中国史学史，研究题目一般比较具体，但他一直向往通识之学。虽然他和柳诒徵没有丝毫学术渊源，但对柳氏之学很是青睐。当年顾颉刚与柳诒徵围绕《说文》与古史真伪问题展开论争时，金毓黻并不同意这位北大学弟的观点，觉得“柳氏之论，不愧通人”。(40)其后又认为“柳诒徵之学识固有可议，而其博闻多识亦自有不可及者”。(41)直至1960年，他仍将柳诒徵列为“平生所敬事之人”。(42) 金毓黻在北大时曾上过陈汉章的“中国通史”课，他和顾颉刚一样，觉得陈的课“繁称博引。累数百翻而不能终其物”，讲述上古史喜欢用一些“荒诞无稽”的古书而不加裁减，所以引发学生的不满。但若干年后，当自己渐入老境时，翻读陈汉章的《辽史索隐》，出于自身研究的经验，遂生敬佩之情，对于陈氏“博综取约，允为传作”的读书方法十分认同。(43)换言之，金毓黻认为治史不能拘囿于片段的史料文字，而更在于知人论世，由博返专。但有意思的是，朱希祖却认为这个北大时期的老学生治学虽“忠实”，但“仅能搜罗历史材料而不明历史之为何物”。(44) 从1942年起，贺昌群长期在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并从1946年起担任系主任。贺氏治史学属“自学成才”，既未受过大学专业教育，又无明确的师承，也很少看到当下的史学史研究将他归入哪一派哪一系。1947年，他曾与当时服务于中研院史语所夏鼐谈及中央大学的“东南派”教授，表示颇多不满：“文史方面，柳诒徵门下三杰，龙(张其昀)、虎(胡焕庸)、狗(缪凤林)，皆气派不大，根柢不深”，而且他们主持的《学原》杂志在缺少新人文主义者主持的情况下，比《学衡》更差。然而，恪守考据的“京派”学者，“更觉其支离破碎”，考据不可能再成为思想界的主流。(45)贺昌群自非“东南史学”门中之人，但亦非北平“考据史学”的同调。 所论或许挂一漏万，陈汉章、朱希祖、金毓黻和贺昌群的治学取向和期待并不能涵盖中央大学史系之整体，系内师生研习古今中外历史各有由致。总之，“史学南派”的“学术传统”虽为变量，但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南北学术的对流与差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