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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治史的理念与方法对张政烺的治学深有浸染。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氏便与郭沫若有着学术上的交往,40年代,他又受到郭沫若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对先秦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下了不少工夫。②尤其是,他在1936年托好友傅乐焕从来薰阁购得郭著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倾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精研此书。③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厚册《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为我们展示了张氏一生研究此书的心得体会与真知灼见,可以看做是他在金文研究领域与郭沫若的交流与对话。张政烺对郭沫若的金文研究推崇备至,在多篇文献中均征引郭说,并认为郭氏之“从事金文研究比起新旧专家都高一筹”。他敏锐地指出,郭沫若研究金文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就,主要原因在于郭氏“学习马列主义,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④再者,时代环境对史家的学术研究不无影响。张政烺说:“历史学家不可能不关注社会注意的问题,社会也不可能不影响历史学家研究的重点。”⑤正缘于此,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指导地位,张政烺因受时代影响,也力求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工作。 张政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对唯物史观的运用是积极自觉的。20世纪50年代,他执教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从其编订的《先秦史讲义》来看,其间贯穿的一条主线便是唯物史观的指导。⑥根据当时聆听张政烺先秦史课程的王恩田说,高教部组织编写《中国史教学大纲》,申明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编写,而张政烺是高教部《中国史教学大纲》先秦史部分唯一指定的起草人,“《大纲》经过全国史学界反反复复广泛深入的讨论获得通过和定稿,不仅是对《大纲》本身,也是对《大纲》先秦部分起草人苑峰先生马列主义水平的肯定”。70年代,王恩田曾向张氏谈及不同意以“殉葬”作为奴隶社会的标志。张政烺对此并未直接作答,而是拿出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的单行本,指出其中记载着在美洲大陆许多印第安人部落“在举行葬礼时开始烧掉或消灭一切已成私有财产的东西,例如家畜、妻子、武器、衣服、装饰品等等”。所以,王恩田认为张政烺手头放着刚刚出版不久的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可以立刻告诉书中的某个段落,“显然是认真读过,而绝不会是用‘马列’来装门面”。⑦ 大体而言,张政烺对唯物史观的运用,更多的则是结合其善于考证的治学特色,有效地将历史考证与史观指导相结合,从而提升了其理论认识的深度并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境界。 二、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对商代社会性质做出深层次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成为当时史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张政烺由于学习了马列主义也积极参与讨论。他对中国古史分期的看法,体现了他努力将经典作家的见解与中国历史发展特点自觉结合加以研究的尝试。经典作家指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⑧张政烺正是根据这一论述,通过对甲骨材料中反映商代生产关系状况的考察来探索商代社会的性质。 ———————————— ①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第371页。 ②吴荣曾:《读〈张政烺文史论集〉(史学篇)》,《书品》,2005年第1辑。 ③朱凤瀚:《读〈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郭沫若著,张政烺批注,朱凤瀚整理:《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下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 ④张政烺:《郭沫若同志对金文研究的贡献》,《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37页。 ⑤赖长扬、谢保成:《张政烺先生谈治史》,《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⑥参见张政烺:《张政烺文集·古史讲义》,中华书局2012年版。 ⑦参见王恩田:《张政烺先生调离北大的前前后后》,张永山编:《张政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2-7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