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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评价张政烺的学术研究时说:“张先生是主张从史料的实证入手的,但他从不排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① 深入考察张政烺于新中国建立后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商代社会问题研究取得的成就及思想认识的飞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学者把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探讨斥之为“假问题”或“伪问题”,认为只有实证研究才是真学问。张政烺作为一位新历史考证学者,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对商周社会形态做出了深入透彻的分析,从而深化了对商周社会相关问题的认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虽然不乏历史考证名篇,但考证的中心并不突出,而建国后其历史考证的中心则集中在商周史领域,究其所自,与其系统地学习唯物史观,并将其用于指导研究商周史领域一系列重要问题有密切关系。他在学习了唯物史观之后,开始重视从经济的角度探讨殷代农业生产者的生产形式。《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考释裒田为开荒、造新田之义;《甲骨文“肖”与“肖田”》一文将“肖田”考释为耕休田,以备耕种之义;又作《释甲骨文“尊田”及“土田”》一文,认为“尊田”是在开荒造出的土田上作田垄。将张氏此类考证文章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看出他希冀通过对甲骨卜辞的具体考释,说清“殷代农业生产从开荒到治理耕田的过程”。②这种层层深入对殷代农业生产形式所作的考察,深化了人们对殷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认识,创造了通过考证去解决历史发展深层次问题的成功例证。所以谢桂华深有体会地指出:“他(指张政烺,引者)的论著贯穿着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以唯物史观为指针,广泛搜集和综合利用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简牍、帛书等考古成果和古文字资料,结合古文献记载,加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来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做出符合我国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③此为张政烺后期历史考证学实现更大突破与提升的关键之一,也恰恰是对于否定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指导作用的观点的有力反驳。 三、实事求是的治史风格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都在学习马列主义,并努力将经典作家的言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结合,但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生搬硬套、削中国历史实际之足而适马列主义之履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张政烺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并非机械地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道路套入经典作家的理论框架,而是根据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譬如,他将唯物史观融入实证领域对“众”的身份所作的探索,便颇具典型意义。在当时,许多研究甲骨的学者按照古典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的一般形态,视“众”为奴隶,且以此来理解“众”的经济地位与生活方式。这种对“众”的理解与张政烺将其纳入氏族组织、大量分析甲骨文材料作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解释有着截然的不同。正如张政烺所说:“我所阐明的‘众’的情况却是来自对甲骨卜辞的考释与分析,自认为是合乎其实际的,其身份与生活方式与希腊、罗马的奴隶显然是不同的。”④ 这种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实际作出具体分析的求实精神,使张政烺对中国历史演进的路径及阶段划分能够另具只眼,提出了迥异于一般学者的看法。在当时的学术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断限存在多种不同的学说,其中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西周时期,而郭沫若等史家则倡导“战国封建说”,这两派的学术论点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也成为当时讨论古史分期的主流观点。然而,张政烺并不是简单地盲从附和各家观点,而是根据他对唯物史观的解读和对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认识,通过实事求是地对史料进行分析,进而提出“魏晋封建论”的学术主张。 “魏晋封建论”在张政烺1951年发表的《汉代的铁官徒》一文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在该文中,张政烺力图通过对汉代重要劳动产业身份的考察,借以说明当时社会的性质,立意可谓以小见大。他认为奴隶与铁器的冶炼、制造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战国时起,“冶炼的工人主要是奴隶,其次是穷苦人民不堪生活上的压迫,触犯了如毛的法令,被判处徒刑,因而亡命的人”。 ———————————— ①林甘泉:《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②张政烺:《我与古文字学》,《张政烺文史论集》,第860页。 ③谢桂华:《张政烺先生传略》,《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④张政烺:《我与古文字学》,《张政烺文史论集》,第85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