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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详定格式：熙宁时期以“法令”形式修纂的礼书 在中国古代国家礼制体系中，郊祀礼仪居于核心地位，历代王朝对其仪轨都十分重视。北宋太祖朝所修《开宝通礼》以《大唐开元礼》为蓝本，其仪制因循前代，变化不大。其后礼书编修即以增订仪注并纂集为主要体例。北宋前期，礼官编修的仪注集有《礼阁新编》《太常新礼》《庆历祀仪》等④，欧阳修编《太常因革礼》即以《开宝通礼》为纲，在此之下编纂故事，保存仪注。 这种礼书编纂的体例有利有弊。好处是可以保存历代典礼内容，明见其中因革损益，使考礼者知其所由；其弊端则是因为缺乏明确的规定，行礼时往往临时编就仪文，导致“前期戒具，人辄为之骚然；临祭视成，事或几乎率尔”⑤，不但仓促草率，且靡费甚多，尤其是侥幸者以此为机求取恩赐，因循无已。因此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政，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之后不久，即提出应将南郊之费编为定式。据《宋会要辑稿》： (熙宁二年)十二月三日，条例司言：……又言：“三司岁计及南郊之费，皆可编为定式。乞差官置局，与使副等编修，仍令本司提举。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刘瑾，大理寺丞赵咸，保安军判官杨蟠，秀州判官李定编定《三司岁计》及《南郊式》；屯田郎中金君卿，大理寺丞吕嘉问，郓州须城主簿、三司推勘公事乔执中编定《三司簿历》。”从之。⑥ 章如愚《山堂考索》引《四朝国史志》所载《神宗熙宁会计录》云： 国家自天圣以后，用度浸广，故于会计录加详。神宗嗣位，用王安石参预枢要，尤以理财为先务。熙宁三年，条例司始议取三司簿籍，考观本末，与使副同商度经久废置之宜，一岁用度及郊祀大费，皆编著定式。诏用其议。以刘瑾等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金君卿等编三司籍簿。条例司总领焉。⑦ 可知《南郊式》的编纂动因，源于对三司岁计及南郊费用的统计与管理，希望以考观本末、编为定式的方式，将南郊礼制规范化。 李定在熙宁三年(1070年)遭弹劾去职之后，神宗一度以吕嘉问提举编修删定南郊式⑧，最终交由沈括完成。据《宋史·沈括传》，沈括于熙宁年间“擢进士第，编校昭文书籍，为馆阁校勘，删定三司条例”⑨，在此期间接手编修《南郊式》： 故事，三岁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坛下张幔，距城数里为园囿，植采木、刻鸟兽绵络其间。将事之夕，法驾临观，御端门、陈仗卫以阅严警，游幸登赏，类非斋祠所宜。乘舆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辈。括考礼沿革，为书曰《南郊式》。⑩ 沈括最终于熙宁五年(1072年)完成《南郊式》(11)，并应用于次年的南郊大礼中。《宋史·沈括传》称宋神宗“即诏令点检事务，执新式从事。所省万计，神宗称善”(12)。 《南郊式》全文今已散佚不存，仅据《长编》及陈襄《古灵集》中对《南郊式》的讨论与因革，可以窥见一斑。其中有对南郊大礼时赐赉等差额度的规定(13)，也包括行礼过程中的一些具体仪轨，如车驾出宫门的勘契之式，朝飨太庙时的尊彝陈设等。(14)此外，还对一些有违义理之处进行变革，如皇帝祀天自称“臣”，而有司摄事不当称臣等。(15) 现在可见的与《南郊式》关系最为密切的文章，是沈括《长兴集》第13卷的《进南郊式表》： 臣某等言：伏奉勒命编修《南郊式》者。郊丘事重，笔削才难，猥以微能，叨承遴选。(中谢。)盖闻孝以配天为大，圣以飨帝为能。越我百年之休明，因时五代之流弊。前期戒具，人辄为之骚然；临祭视成，事或几乎率尔。盖已行之品式，曽莫纪于官司。故国家讲燎禋之上仪，而臣等承撰次之明诏。迨兹弥岁，仅乃终篇，犹因用于故常，得删除其纷冗。……固将制礼作乐，以复周唐之旧；岂终循诵习传，而守秦汉之余？则斯书也，譬大辂之椎轮，与明堂之营窟(16)。推本知变，实有补于将来；随时施宜，亦不为乎无补。 从写作者的口气来看，此表的主笔应该是领衔奏上之人，即时任宰相王安石。由于此表收于沈括文集，或为王安石授意沈括代笔，可代表王安石本人对于《南郊式》这部文献以及南郊礼仪的认识与态度。 据表文可知，编修《南郊式》是为了改变每次郊祀准备阶段临事仓促的尴尬状况，为礼仪的行用提供参考。其表面目的是节省靡费，而其本质则是编订出一个有司可以参照行用的标准，即宋神宗所谓“设于此而使彼效之曰式”(17)，这就使得郊祀仪制既非纸上虚文，也不是临时编定的仪文集合，而成为有法可循，有章可依的定则。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表文中，“固将制礼作乐，以复周唐之旧；岂终循诵习传，而守秦汉之余”不应视作颂圣的虚语，在当时的观念环境中，这是一个严肃切实的政治追求。其中编修《南郊式》只是整齐礼乐，勒成王制的前驱准备工作，即“大辂之椎轮，明堂之营窟”，在此基础上，还有更进一步制礼作乐的长远目标。 熙宁时期，除了《南郊式》外，在编修三司令敕过程中，也编修了明堂与祫祭之式： 详定编修三司令敕沈括言：“奉诏编修《明堂》、《籍田》、《祫享》、《恭谢式》。明堂、祫享，近岁多与南郊更用；恭谢、籍田，历年不讲礼文，盖已残缺。至于东封、西祀、朝陵等礼，亦皆难以搜究。窃虑空文适于无用，欲止编明堂、祫享二礼。”从之。(18) 据《沈括事迹年表》，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沈括在王安石推荐下查访两浙，至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回京述职，同修起居注(19)，上引奏议在熙宁七年七月，则他担任详定编修三司令敕的时间应该是在四月与七月之间。显然，编修明堂、祫享式和南郊式相似，也是通过财政支出的规范化来确定礼仪的标准。沈括特别指出，像恭谢、籍田、东封、西祀等礼文，“难以搜究”且“空文迄于无用”，因此不必追求形式上的完备，而一切以实用为导向。事实上，这种经世致用的思路，贯穿了整个熙丰礼文修订的全部过程，也是当时政治改革理念的具体表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