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世界上大大小小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侵略、欺凌过中国，它们通过船坚炮利、无情地屠杀和肆无忌惮地掠夺，降服了已经日益式微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并把它们驯养成为自己的代理人。这是近代中国日益陷入贫穷、落后的总根源。毫无疑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敌人，如果不反对和打倒帝国主义，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就无从谈起。在近代中国发生的历次反侵略战争和社会进步运动，在客观上都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意义。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缺乏正确理论的指导，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的阶段，要么采取盲目排外的态度，要么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不能不是近代中国历次反侵略斗争和社会进步运动屡遭挫折和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后，中国人民获得了新的科学的理论，才使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由感性进入到理性的阶段。李大钊为实现这个转变，在思想理论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李大钊是一位炽热的爱国主义者，特别是早年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社会主义思潮，这使他的早期思想超越了同时代的进步思想家。当1915年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李大钊就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了有相当深度的分析。他痛切剖析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一贯国策，是“大欲难填，野心不死”，“二十一条”就是使我“断绝根本兴复之生机”的明证。他在深入揭露日本亡我野心及其既凶残又阴险手法的同时，还分析了帝国主义各国分割中国的态势，特别指出，列强之于中国，都如同虎狼扑食，如若图一时的牵制，取“引狼拒虎”的政策，丧权辱国的痛史“势又缘兹以起，且至不可收拾”。应当说，这是对近代中国一个重要历史教训的很好总结。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李大钊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摒弃了以西方议会民主制度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热烈颂扬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新的历史纪元，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他不仅以极大的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努力运用这一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重新观察和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问题，而对帝国主义认识的深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们普遍迷惑于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庆祝英美法日等协约国胜利的时候，李大钊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揭露了这次大战的真正原因，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围绕争夺世界霸权，为自己国内资本家阶级谋利益。这就从经济的和阶级的根源上开始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明确的认识。1919年1月1日，他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第一次准确地表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指出日本军国主义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实质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它是与民族自决主义直接对立的。他明确提出了“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即实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决的斗争任务。在五四运动期间，他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正确指出当时正在发展的爱国运动，不能只限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要求撤换几个亲日派官僚，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的分赃活动，已经彻底撕去了它们所谓的“人道”、“正义”、“和平”的虚伪面纱，证明“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 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号召要“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引导人们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整个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从而把反对帝国主义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联结起来。同时，他还深刻地指出外国驻华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形象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军阀统治者之间的主与奴的关系。
    对于应当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李大钊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正确总结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经验，阐明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思想。一方面，不畏惧帝国主义，不轻视“民众势力”。他说：“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像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威权，因而产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与他搏战，信他必可摧拉”;另一方面，要认清“因为挟国际猜忌、利权竞争的私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论他是东方的、欧美的，决讲不出公道话来”，对它不应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强调：“我们应该信赖民族自决的力量，去解决一切纠纷，不可再蹈从前‘以夷制夷’的覆辙”。这里所揭示的两个思想，只有在透彻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提出的，这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毛泽东曾说过，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无疑地，李大钊就是最早具有这种认识的一个杰出代表。李大钊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揭露并首先把反帝同反封建的斗争联结起来，正确地回答了中国人民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在认识上和实践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也为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热烈向往的民主科学指出了实现的正确道路。这个事实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
    应当说，李大钊的上述认识，是对近代中国反帝斗争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而它的重要性也为在尔后的反帝斗争中不断被深化并取得辉煌胜利所证明。诚然，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反帝斗争中，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以及应当采取的策略也经历过曲折，但正是在这曲折的斗争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形成了系统的、正确的反帝斗争思想。这主要表现在：(1)把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同广大人民群众加以区别，避免了历史上单纯排外的错误倾向。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对外掠夺政策，是反映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当事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同样是受压迫、受欺骗的，是我们团结和争取的对象，是朋友而不是敌人。(2)把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现象加以区别，并在这一基础上确立我们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帝国主义的本质是脱离人民的，因而是虚弱的，我们必须在战略上敢于藐视敌人;对帝国主义所表现的气势汹汹或是甜言蜜语，既不怕威吓，也不抱幻想，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争取反帝斗争的胜利。(3)把反对帝国主义同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以区别。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由于利害关系不可能形成铁板一块，它们之间同样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主要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的时候，就应当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把它们作为间接的同盟军加以争取，形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4)把反对帝国主义同学习外国加以区别。我们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但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应当把二者加以严格区别。这些经验，是对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确立的反帝斗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我们今天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正确认识和处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保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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