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在民族危机下各种爱国力量汇聚而迸发的救亡运动。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关于五四运动尤其“五四”上海罢工的领导力量和组织行动等问题的认识存在很大分歧。这里，笔者结合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对五四运动之领导力量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
    ■长期以来，学界对五四运动之领导力量问题的认识并不统一
    
    五四运动的领导力量是什么呢?1939年以前，一般认为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这种情况，随着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毛泽东在1939年和1940年连续发表有关五四运动的文章而改变。1940年毛泽东提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观点日渐占据主流位置。
    1950年，邓拓发表《谁领导了五四运动?》一文，指出：“五四运动，是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为基础，而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领导骨干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1954年，华岗在《五四运动史》一书中强调，五四运动是“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领导骨干”。1962年，朱务善在《五四运动是否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文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领导了五四运动”的观点。
    还有一些学者强调，五四运动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1963年，孙思白指出：五四时期“无产阶级的政党虽然还没有诞生，但是这个运动的阶级内容、口号、方向、目标等，凡足以体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诸特点，已经初步的具备了”。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五四运动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属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范畴”。到1980年代，有学者具体提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有学者提出“五四运动的真正推动和领导者应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观点。
    以上为大陆学界20世纪80年代中期及以前的主要观点。
    这一时期，海外学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颇为重视，包括对运动领导权的研究，与国内学界观点不太一样。周策纵在1960年出版了关于五四运动研究的第一本通论性著作《五四运动史》。他认为，促成五四运动的力量来自两方面，一是日本对华政策之国内反映，二是留学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活动，五四运动使知识分子和新生的经济力量基于共同的爱国意识而结合是核心。1971年，陈曾焘出版了《五四运动在上海》一书。他认为，五四时期在上海发生的社会运动是一个民众运动。对于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他强调绝无牵涉任何政治党派在内，它只是一群爱国学生的爱国行动。人民的动员是由启蒙知识分子领袖与学生干的。20世纪70年代，叶嘉炽在《五四与学运》一文中指出，学生是五四运动的主角，组织学生联合会，并与社会上的工商团体结合，造成锐不可当的势力，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然而学生为了寻找一有力量并可倚靠的盟友，对政党发生兴趣，也因此使运动失去独立性。
    ■关于五四运动领导力量问题研究中的几种主要观点
    
    进一步结合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相关学术史可以发现，围绕五四运动的领导力量问题的主要观点，除了传统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等观点外，还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一种是“自发、自愿说”，认为北京学生运动和以上海罢工为代表的“五四”工人运动，是知识阶层和工人阶级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自发、自愿的学生运动和政治性罢工。“六三”工人大罢工是政治罢工，不是经济斗争，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开始打破行会观念，实行同盟性罢工。
    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说”，认为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动、领导了“五四”时期的北京学生运动和上海罢工，这是在20世纪20-40年代曾经占据主流地位的观点，在80年代中后期又重新提出，到90年代，有学者更明确地提出国民党是五四运动的领导力量。对于这种观点，特别是认为国民党领导五四运动的观点，从20年代起就受到质疑。例如，1926年蔡和森就提出：“五四运动时，整个说来，国民党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的”。
    还一种是“同乡组织领导说”，认为同乡组织在近代政治运动中具有社会动员作用，五四运动与同乡组织等传统社会组织有密切关系，五四运动特别是意义重大的、以“六三”上海罢工为代表的五四工人运动，是在各地同乡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多持此观点，并影响到国内研究者。他们或强调同乡组织在近代政治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作用及社会生活中的中介调节作用;或探讨“五四”时期在工人中间存在的社会网络及其在罢工中所起的作用。有的海外学者更强调指出：“动员商人、协调工人，使他们的积极性与学生行动相配合的是各地同乡会。这些团体传播信息，组织会议，发布抵制洋货和罢工的命令，而且还负责维护公共秩序。另外一些组织就更加激进，如上海学联或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按区域集合当地的商人)，但这些新组织的基层单位仍隶属于同乡会。……6月5日，工人加入到罢工的行列，……运动还是由各地同乡会指挥”。海外学者的视角有独到之处，但在合理地揭示五四工人运动相关重要问题方面难免偏颇。
    ■究竟应怎样认识五四运动的领导力量问题
    
    毛泽东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两次讲话，对于我们认识五四运动的领导力量问题具有指导意义。1939年，他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是由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等在内的不同“社会势力”组成的一个统一战线领导和参加的革命运动。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指出：“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毛泽东这段论述，既反映出五四运动的群众性，又符合对五四运动领导力量的科学、客观的认识。
    毛泽东对五四运动领导和参与力量的论述，确是平实之论。这实际上可以概括为“统一战线说”。征诸史实，“五四”上海罢工运动，是在民族、主权独立的大义面前，革命和爱国的政治力量、传统社会组织与工人群众结合爆发出巨大力量的产物。五四运动虽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指挥机关、领导力量，但它却是中国进步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形成的统一战线领导的革命运动。正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了五四运动领导力量的“统一战线”，各支力量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着领导作用，汇聚成了五四运动的洪流。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