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这几年，对于民国初年国庆日的研究比较盛行。但庆祝纪念日的习惯，并非是辛亥革命以后才出现的。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开始新政，其中，改变万寿圣节的形式，导入臣民悬挂国旗以庆贺君主诞辰这一全新的政治文化，无疑是以清末外交官在欧洲与日本目睹之各国的习惯为参考的。与此同时，非君主国美国与法国等独立或革命纪念日的概念，也被梁启超介绍到中国。于是，不是庆祝君主诞辰，而是通过纪念过去“事业”养成国民之爱国心的纪念日，此想法也在新政时期十分普及。此等新的政治文化，在构成“民国国民”的自我认同之前，已被赋予构成“大清臣民”的新自我认同之期望。
    关 键 词：万寿圣节 国庆日 纪念日 政治文化 新政
    作者简介：小野寺史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吾国自推翻专制改建共和以来，莫不效法于美法。即纪念问题，彼邦人士甚为注重。吾国今欲立民国立国纪念。①
    法国国节含有革命性质，美国国节含有独立性质，故法美各国均以革命独立之日为国节。我国国节亦应效法法美，自是一定办法，即以武昌起义之日为国庆日。②
    窃以为世界有永远纪念之日三。一为美之七月四号。一为法之七月十四号。一即我中华民国之十月十号是也。③
    一 前言
    
    哈里森(Henrietta Harrison)在2000年的著作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中主张：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出现了新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所谓新的政治文化包括：悬挂国旗、穿西装、男性剪辫、女性废除缠足和进入公共领域、使用西历以及庆祝国庆日等等。哈里森认为，通过这些政治文化，出现了新的国族认同感，而一般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以参加这些政治文化活动来表达自己对民国的忠诚。这个新的国族认同概念就是“民国国民”(republican citizen)④。
    哈里森的著作发表之后，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仪式与象征符号的研究开始盛行。笔者2005年也发表过一篇文章，探讨民国初年国庆日的成立过程⑤，姜瑞学与李学智等文章也论及此题目。姜瑞学主张：北京政府试图通过动员民众参加“双十节”的仪式活动，来获取民众对中华民国的认同⑥。李学智批评姜瑞学，指出：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经历了由民初的官民一体共同庆祝，到后来官民分立与对立的变化过程。1920年代以后，国庆活动成为各界民众表达政治意愿，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⑦。
    然而，以上文章均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民国初年国庆日所具有的划时代性质。例如藤谷浩悦指出：以往清政府将民间信仰吸收在国家祭祀之内，试图宽松地统合地域社会。但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开始以“文明”与“富强”为目标，将以城隍赛会为代表的地域社会风俗，视为“野蛮”行为而加以压制⑧。因此，现在有人提出了强调辛亥革命前后的连续性，将1900年代的“新政”视为中国政治文化转型之起源的观点。
    本文试图探讨如下问题：清朝末期，“纪念日”这一新的政治文化是如何被导入中国且发展开来的。“大清臣民”，在其中是被如何定位的。民国的国庆日，到底是否具有划时代性质。
    二 各国君主诞辰与清朝万寿圣节
    
    清末派遣到欧洲与日本的外交官，均在其日记中，记录了与祖国相异的其他各国的多种政治文化。
    同治五(1866)年，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获赐假回国，清朝首次派遣欧美视察团与其随行。参加该团的张德彝在英国滞留期间，于四月十一日(5月24日)日记中写道：“中历[四月]十一日，即西历三月二十二日，系英国君主诞辰。各处悬灯结彩四日，金吾不禁，胜似元宵，当晚乃第三日也。遂于戌刻乘车街游，见市廛阁巷楼檐皆燃煤气灯……是夜车声辘辘，游人济济。”⑨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的诞辰应是5月24日，文中的“西历三月二十二日”有误。对张德彝来说，在君主诞辰之日，街上悬挂灯笼彩绸，老百姓大举上街游逛，这是很令人惊异的情景。所以他将这些情景用“元宵”来比喻说明，而不是清朝皇帝的万寿圣节。同视察团的斌椿亦在此后赴法时写道：“[七月]初六日，晴，系彼国八月十五日，国王生辰。街市皆立大旗，通衢安玻璃灯数百万盏。城乡游人填塞宫前大街长数里，陈百戏，夜放烟火……五色明灯，璀璨满天，灯火通宵不息，有用电气灯照耀楼台，异光夺目。”⑩这里所谓“国王生辰”就是当时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位1852-1870)的伯父，拿破仑一世的生日。斌椿亦兴致勃勃地记载了街上悬挂灯笼，人人上街庆贺，以及到处悬挂“大旗”的情景。
    对于清朝官员来说，庆贺君主诞辰这一习惯本身并不足为奇。自唐玄宗将自己的诞辰定为“千秋节”以来，历代王朝均举行仪式来庆贺皇帝诞辰，百官朝贺，大兴宴会。清廷亦早在崇德元(1636)年定：元日、长至(冬至)及万寿圣节京官进表庆贺。顺治八(1651)年又定：元日、长至及万寿圣节为三大节，外官均设香案，朝服望阙行礼，与京官同(11)。那么，在英国与法国，令张德彝与斌椿惊讶的是什么呢？他们文章中所指出的，一个是煤气灯或电灯造成的明亮而灿烂夺目的夜景，另一个是官员以外一般老百姓的热闹与“各处悬灯结彩”、“街市皆立大旗”的情景。
    光绪三(1877)年，清朝在英国首次设置驻外公馆。与第一任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同行的副使刘锡鸿，正遇当年女王之诞辰，亦作记录，称：“[四月]二十一日，即西历六月初二日，维多理亚庆生辰。伊国无朝贺之典，惟伦敦数百街中，结彩悬灯，花气芬馥，男女往来如织，歌乐之声阗然。”如上所说，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是5月24日，但因5月20—30日英国政府休假停止办公，所以此年在6月2日进行庆祝。刘锡鸿亦将英国君主诞辰不受朝贺而街上悬彩，老百姓游行的习惯看作与清朝不同的政治文化(12)。光绪四(1878)年，随同郭嵩焘、刘锡鸿赴英以后，又随同出使俄国钦差全权大臣崇厚赴圣彼得堡的张德彝，对俄国的情景亦有记载，称：“俄历八月三十日，为东教先贤阿来三德诞辰，其名为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位1855-1881)]御名，故市肆关闭，人工休息，各处挂旗庆贺。……晚各处燃灯，夏园旁之演剧处尤为繁盛，五色迷离，远近莫辨。”(13)
    光绪三年，作为第一任出使日本国大臣的何如璋，赴明治维新后已过10年的日本，在神户登岸后，看到沿途排列的老百姓，人人手中挥动小旗欢迎，每家悬挂国旗灯笼，解释其为“国主临幸”时之礼法。
    户户高悬画日旗，连宵华炬列千枝。飞觞忘拜东邻赐，错认春灯夜燕时。
    [十一月]初四日上岸，东人肩摩毂击，夹通欢迎。每户皆悬旗，小儿嬉戏亦手执小旗，意以致敬。连夕沿岸张灯千万计。其国主临幸，盖用此礼。(14)
    有趣的是，与张德彝对英国女王的诞辰觉得“胜似元宵”完全一样，何如璋亦对此情景怀有“错认春灯夜宴时”的感想。
    黄遵宪当时以参赞的身份随同何如璋赴日，看日本“三大节”的情景，吟诗称：
    堂堂黼座设朝仪，神武初元立国时。一百一声闻祝炮，满城红日早悬旗。
    朝贺大礼岁有三大节。曰新年。曰天长，十一月三日。二月二十相传为神武即位纪元之日，曰纪元节，尤重之。官皆大礼服，诣宫朝贺，放祝炮一百一声，人家皆悬画日旗以伸庆也。(15)
    “天长节”是明治天皇的诞辰。“纪元节”是阳历2月11日，所以黄遵宪应该是笔误。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在明治元(1868)年以明治天皇的农历生日9月22日定为“天长节”，并在明治五(1872)年将农历1月29日定为“神武天皇即位相当日”，均为假日。明治六(1873)年改用新历以后，废除以往农历的传统节日，决定将神武天皇即位日改称为“纪元节”，开始用新历来庆祝纪元节与天长节。据说，在1873年11月3日天长节上，日本老百姓第一次悬挂国旗(16)。二战以前的日本，以“三大节”为代表的国家纪念日，俗称为“旗日”。因为在一般老百姓看来，纪念日首先是悬挂国旗之日。
    同治元(1862)年，清朝为了将欧美各国的船籍区分开来，决定以“黄色龙旗”为“中国官船”之旗帜(17)。同治七(1868)年，清朝首次派遣正规外交使节团“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使节团”时，各船只与车辆均插黄龙旗，又在与各国的外交仪式中使用此旗(18)。同治十一(1872)年，总理衙门照会各国，所有福州船政局，上海洋炮局所制的轮船及各关口的巡河船均扬此旗(19)。但是，早期黄龙旗的使用基本上限于船籍表示或外交仪式，在国内，官员以外的一般人没有机会使用此旗。
    那么，国内的老百姓，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悬挂国旗的？有文章写道：光绪二十六(1900)年庚子事变之际，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从北京逃往西安的路上，随同之保镖“车高插黄龙旗，云是太后所赏。是时国内商民尚无插国旗之例，以为异数”(20)。另一篇文章亦有记载：以前黄龙旗“仅限于税关暨官有之轮船，商家未敢僭用。迨光绪辛丑[1901年]，醇王[载沣]衔命赴德谢[义和团]戕杀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公使之罪，取道申江，沪商会以此举有含垢忍辱之意，遂一致悬旗欢送，以表爱国之诚……商店用国旗实自此始”(21)。
    虽然这些文章均是后来写成，但由此可以推测，庚子事变以后，清朝对于“商民”、“商家”的黄龙旗使用方针有所改变。
    光绪二十八(1902)年六月二十六日，是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北京以后第一次万寿圣节(光绪皇帝的诞辰是六月二十八日，但因为七月一日是孟秋祀礼而前3天要斋戒，加以六月二十七日亦是斋戒日，所以二十六日举办万寿圣节，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3天为假期(22))。据此年创刊的《大公报》所记载，当天在天津“商民庆祝圣寿计，自闸口以及估衣街，天津城内外，河东河北各国暂领，地面方数十里，无不高揭国徽以志庆贺”，因此“各界领地居民，临时备办措手不及，群向彩绘店，争先购买盈尺之布。稍为涂鸦亦售重价。可见此时之盛矣”。“公所”亦大规模装饰。“将正厅悬挂大小黄彩，四围上下遍布五色彩绸毡垫等物。内外悬挂东西洋各式明灯，几无隙地。客厅亦悬灯结彩，四壁遍张历代名人书画。陈设桌椅，悉仿西式，井井有条。院中巨竿高揭黄龙旗帜，四面悬缀各样彩灯，密如繁星。大门外以松柏织成门楼，嵌以无数鲜花，妍丽夺目。门楼上复悬挂各式灯彩及黄旗。东西墙壁悬挂巨灯八枚，制成‘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八字，钜盈五尺”(23)。加以当天下午5时开始，在日本租界“日出学馆”召开“万寿祝典会”，“中华官绅衣冠到者二十余人，皆按班行礼，整齐严肃。华商到者百数十人，分二十人为一班，共分七班，皆行三鞠躬礼。华人之以三鞠躬礼施于君者，自此会始”。会上还有参加者夫人等女士，她们亦仿行三鞠躬礼。记者称：“皆能以开风气为己任者”。会场配有西语译员与东语译员，东西各报馆主笔及日本总领事伊集院彦吉等十几个日本人也参会行礼。7点方皋演说“士农工商四民与国家之关系，华民与光绪皇帝之关系及其责任，又勉励与会诸君宜合群力扶助皇帝复位，以顺民心”(24)。法租界的北洋医学堂“高悬国徽，内外遍悬灯彩，十色五光”，招商津局、青年会等亦张灯结彩，“估衣街各铺户亦添悬彩绸”，因此“异常热闹”。加以“北清印字局又粘出灯谜无数，酬赠极丰，津郡士夫闻之而往者颇众，争先恐后，济济盈门，诚自埠未有之钜观也”(25)。当天《大公报》亦登载《万寿祝辞》，称赞“我皇上忠于国事”，其英明“实超越乎汉之孝武，虽俄之大彼得、日本之明治不是过也”，而呼吁“伏愿凡我国臣民感激奋发，力洗旧染污俗，咸与维新，斯无负我皇上保国爱民之至意”(26)。在上海有人亦计划“庆祝会”，因为“庚子岁万寿圣节，如旅居外洋檀香山、槟榔屿、新架坡等埠之中国商民，皆张灯悬旗虔伸嵩祝，惟上海独付缺如”，其章程规定：“是日会中高悬国旗以崇国体”，“是日会友齐集各抒所见，演说此会宗旨”等等(27)。这些报道所介绍之万寿圣节之景象，与清朝外交官在欧洲及日本所见到的各国君主诞辰之情景完全一样。
    有趣的是北京的情况。《大公报》报道：“去年[1901年]万寿之日，京师臣民西望遥祝，比户多悬灯结彩，各局所亦有高挂龙旗者。今幸两宫回京，故物依然，乃此届圣节，民户之灯彩盖甚寥寥。呜呼，上下之际可以观国，君子于此觇文明政化之进步也”(28)。此年慈禧之万寿圣节(十月十日)时，反之“所有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及洋商铺均高悬国旗以伸庆贺，其城外各民居铺户亦奉传谕一律结彩悬灯，同祝万寿”(29)，报道解释：“自去年联军在京时，京城铺户遇有庆贺始悬灯彩。今夏皇上万寿，五城练局未曾晓谕，是以居民未敢冒昧，街市全无灯彩。兹届太后万寿，各街铺户皆挂绸布红条于门，实系练勇逐户招呼之故”(30)。这可以说是庚子事变以后“铺户”开始万寿圣节悬挂国旗的证据。虽然在天津一般“居民”好像是主动地“高揭国徽以志庆贺”，而在北京，“铺户”没有“传谕”、“晓谕”或“练勇”的招呼，是不敢悬灯笼龙旗的。这可能是因为天津、上海等城市有租界，居民对于西方人在各国君主诞辰悬挂国旗庆祝的习惯比较熟悉。
    光绪二十九(1903)年光绪皇帝的万寿圣节之报道中有记载：“每遇万寿，各家悬彩，自乱后已为例”(31)，同年慈禧太后的万寿圣节之际，在北京亦“本日为皇太后万寿之期，照例由各地面传知铺户悬挂彩绸”(32)。可以看到，庚子事变以后开始的各家在万寿圣节高悬国旗庆贺的习惯，1903年“已为成例”。
    光绪三十(1904)年十月十日是慈禧太后70岁诞辰，所以此年万寿圣节活动格外盛大。在北京，所有祝寿人员均前往颐和园行礼，各国人士前往瞻仰者也不少。祝嘏者，约有民二千余名，官六百余名(33)。京中官立学堂，门首均悬挂彩绸灯笼龙旗，且初九日初十日停课两天(34)。在天津，各国官绅及女眷齐到督署[直隶总督衙门]，庆贺以茶会观戏，各行商董奉谕列摆灯棚，商务公所门前高搭彩棚列摆陈设。而且，采纳县署恳求，当天允许皇会作赛，于是天后宫泥像用黄辇舁出，绕走城内(35)。当天，正在赴日留学途中路经武昌的宋教仁亦在日记中写道：“余乃至街上游览，是日为清太后祝寿之期，满街悬灯结彩，家户皆挂龙旗一只，市上人往来杂踏，车马之声如鼎方沸，大有歌舞太平之象云。”(36)
    这次慈禧太后万寿圣节之报道记载：“是日自早至晚街上游人纷纷如蚁，兼之官所民宅皆高揭龙旗以伸庆祝，实为庚子以前从来所未有云”(37)，“自庚子年后，凡遇两宫圣寿，即由各段巡勇传谕铺户悬挂彩绸以表贺”(38)。在这里亦可以看到，街上商铺民居悬挂国旗这一新习惯，无疑是新政时期才开始的。
    三 万寿圣节与纪念日
    
    如上所述，清朝在新政时期，导入臣民悬挂国旗以庆贺君主诞辰这一全新的政治文化，无疑是以清末外交官在欧洲与日本目睹之各国的习惯为参考的。外交官们于1870年代访问欧洲或日本，那时，据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指出，正值选举制民主主义广泛开展以及大众政治的开始出现，在这一环境下，为获得臣民的服从与忠诚，欧洲各国采取新的方法，大规模制造公共仪式、纪念日、建筑、广场、纪念碑等“传统”(39)。因此，模仿以上诸形式的清朝万寿圣节，其目标亦可说是以君主为中心的国家统合。
    但与此同时，另一个“祝典”的概念传入到清末文化界。其来源是当时世界上罕见的非君主国美国，以及经过普法战争与巴黎公社最终回归共和制的法国。
    祝典呜呼起？所以纪念旧事业而奖励新事业也。……其祝之也，或以年年，或以十年，或以五十年，或以百年。要之借已往之感情，作方新之元气。其用意至深且美。若美国之七月四日，法国之七月十四日，为开国功成之日，年年祝之勿替焉。……大抵凡富强之国，其祝典愈多，凡文明之事业，其祝典愈盛。岂好为侈靡烦费以震骇庸耳俗目哉？所以记已往，振现在，励将来。所谓历史的思想，精神的教育，其关系如此其重大也。
    中国向无所谓祝典也。中国以保守主义闻于天下。虽然，其于前人之事业也，有赞叹而无继述，有率循而无扩充，有考据而无纪念。以故历史的思想甚薄弱，而爱国爱团体爱事业之感情亦因以不生。(40)
    这篇文章是新政开始的光绪二十七(1901)年末，梁启超为纪念《清议报》第100期刊行而写下的，亦是清末最早明确主张近代国家中“祝典”重要性的文章之一。
    众所周知，下年梁所发表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舞台是：“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41)。
    光绪二十九(1903)年元旦，梁启超又谈到“祝典”：
    东西各国，每年中必有一二日之大祝典，为国民荣誉之纪念。若美国之七月四日，法国之七月十四日，皆举国胪欢，鼚鼓轩舞。使人际其日，参其会，忽起历史上无限之感情，向往先民，而益以增长其强固勇猛进步自立之气。若我中国则何有焉。所号称一年中普天同庆者，惟此一元旦。夫元旦则何奇。不过地球绕日，一周而复云尔。国民众族以居此土者既四千年，乃曾无人事上历史上可纪念可庆祝之一日。(42)
    发表这篇文章之后不久，梁启超应以美国华侨为基础的保皇会之邀而赴美，当地亲自体验美国独立纪念日的“祝典”，写诗如下：
    此是君家第几回，地平弹指见楼台。巍巍国老陪儿戏，得得军歌入酒杯。
    十里星旗连旭日，万家红爆隐惊雷。谁怜孤馆临渊客，凭陟升皇泪满腮。(43)
    保皇会在光绪三十一(1905)年制定的《保皇会公议改定新章》中规定：“每年六月廿八日为皇上万寿，会员应行恭视礼。六月十三日为保皇会创始日，应行纪念。”(44)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皇上万寿”与“纪念”之间的区别。这个问题与上述梁启超的“祝典”的定义有所关联。梁启超的前文中，“纪念”的对象只是过去的所谓“事业”。所以，假如遵照这项定义，则君主诞辰本身不会成为生“爱国爱团体爱事业之感情”的“祝典”。这一点，与上述《大公报》之《万寿祝辞》中通过强调光绪皇帝“忠于国事”，以及“万寿祝典会”的演说通过强调“士农工商四民与国家之关系，华民与光绪皇帝之关系及其责任”，而将臣民、光绪皇帝、国家三者结合起来的尝试，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实，梁启超写这些文章的时期，在世界“富强之国”之中，极少有国家在君主诞辰、即位日或宗教祭日之外，以某种“事业”的纪念作为主要的国家祭日。仅有德国为庆祝普法战争中胜利的色当会战(1870年)之“色当之日”等一二例而已。日本亦从来没有过“明治维新纪念日”。总之，梁启超虽然说是“东西各国”，但当时有其描述的“祝典”的国家，世界上也只有美国与法国。而且，美国独立纪念日暂且不提，7月14日成为法国“国民祭(fête nationale)”且每年举行“祝典”，是法国大革命后近一百年的第三共和政时期的1880年才开始的(45)，从1901年算来仅仅20年以前的事。
    然而，梁启超的这些文章，对于当时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可以说是影响巨大。例如，光绪三十二(1906)年七月十三日清朝宣布预备立宪上谕时，各地召开“祝典”。在上海，响应学界商界的号召，七月二十一日各商店民居均悬国旗，召开演说会与宴会，商学补习会体育部、华商体操会、南市商业体操会等团体，穿着军服或体操服，随同军乐队游行于市内(46)。下星期天七月二十八日，申报馆、同文沪报馆、中外日报馆、时报馆、南方报馆等在张氏味莼园召开“恭祝立宪会”。园内遍悬灯彩，门首树立龙旗，奏军乐，由郑苏龛[郑孝胥]及马相伯等演说，看戏。官界、学界、商界等参会者约有千余人(47)。
    另外还应该注意到，前述通过万寿圣节实现统合国家之话语，多依靠决心变法自强的光绪皇帝这一英明君主的个人形象。
    宣统二(1910)年正月，《教育杂志》登载了一篇名为《宣统二年庚戌学历》的记事。这是学校一年中各项仪式的日程表，除了星期日、元旦、二月八月的上丁，以及端午、中秋为假日外，还记着很多“纪念日”与“国耻纪念日”(表1)。
    

    “附说”有说明：“每届纪念日，或于下午最后一时间停课开会，为学生演说当时之历史，或不停课而于课毕后延长一时间以内行之。演说之际，当以今日情形互相比较，于养成国民之爱国心大有裨益。”
    该“宣统二年庚戌学历”亦将“皇太后万寿”、“皇帝万寿”(及“孔子生日”)与“纪念日”、“国耻纪念日”明确区别。该“学历”通过以“纪念日”、“国耻纪念日”纪念“事业”，期望“于养成国民之爱国心大有裨益”，但并没有期待“皇太后万寿”、“皇帝万寿”等能够发挥同样的作用。这样的想法的确与梁启超之“祝典”概念相通。虽然该“学历”作者不详，但可以说有不少知识分子认为，在能够以个人形象来获得臣民忠诚的君主光绪皇帝(以及慈禧太后)死后，为了“养成国民之爱国心”，与其庆祝当时刚4岁的宣统皇帝之万寿，不如纪念鸦片战争以来“国耻”与新政的“事业”。
    四 结论
    
    对于以打倒清朝为目的的革命派来说，其理想目标自然是施行共和制的美国与法国。因此如开头所述，辛亥革命以后，模仿美国独立纪念日与法国革命纪念日而制定国庆日，也是顺理成章。
    1912年9月28日，民国政府正式决定“武昌起义之日即阳历十月初十日为国庆日”。并且列举国庆日应行之事如下：“一 放假休息二 悬旗结彩三 大阅四 追祭五 赏功六 停刑七 恤贫八 宴会”(48)。
    然而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发现这些活动并非全是辛亥革命以后才出现的。本文仔细探讨了万寿圣节“悬旗结彩”成为习惯的过程。“追祭”亦算是清末被落实的政治文化(49)。“鞠躬”与妇女参加仪式等现象，也已经在新政时期的万寿圣节中出现。以美国与法国为榜样设立纪念日，此想法本身亦在新政时期即十分普及。此等新的政治文化，在构成“民国国民”的自我认同之前，被赋予构成“大清臣民”的新自我认同之期望。所以以上诸变化，与其说是辛亥革命以后突然出现，不如说是1901年以后在持续性的转型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注释：
    
    ①施作霖在教育部临时教育会议上的发言。《规定民国立国纪念日》，《顺天时报》1912年7月20日。
    ②参议院覆政府咨询案。《国节日效法法美》，《申报》1912年10月1日。
    ③宋教仁在第一届国庆日共和纪念会上的演说。《宋遯初演说词》，《民立报》1912年10月17日。
    ④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⑤小野寺史郎：《民国初年の革命记念日——国庆日の成立をめぐつて》，《中国——社会と文化》第20号，2005年6月。
    ⑥姜瑞学：《北洋政府与中华民国国民塑造——以“双十节”为中心的考察》，《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13期，2006年5月。
    ⑦李学智：《政治节日与节日政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第43卷第5期，2006年9月。
    ⑧藤谷浩悦：《近代中国の国民统合と龟裂——民国初期の湖南省を中心に》，久留岛浩、赵景达编：《国民国家の比较史》，东京：有志舍，2010年，420—421页。
    ⑨张德彝：《航海述奇》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⑩斌椿：《乘查笔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5辑545，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50页。
    (1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二十五(1899)年，卷296，第1页。
    (12)刘锡鸿：《英轺私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4页。张德彝：《随使英俄记(四述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405页。
    (13)张德彝：《随使英俄记(四述奇)》，第736页。
    (14)何如璋：《使东述略(附杂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9辑582，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36页。
    (15)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0辑95，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35—36页。
    (16)石井研堂：《明治事物起原》，东京：桥南堂，1908年，第328—330页。
    (17)同治元年闰八月甲辰恭亲王奏文，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2辑611，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卷9，第33—34页。
    (18)志刚：《初志泰西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页。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9、98页。
    (19)《海舶旗帜定式》，《申报》同治壬申11月3日。
    (20)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方家园杂咏纪事(附吟草四种)》，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7辑266，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初版1928年)，第15页。
    (21)《沪商用国旗之始》，陈伯熙编：《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年(初版1924年)，第514页。
    (22)《熙朝掌故》，《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23)用柳杉树叶来作的拱门是明治日本很流行的“祝典”装饰方法。桥爪绅也：《祝祭の〈帝国〉——花电车、凯旋门、杉の叶ア一チ》，东京：讲谈社，1998年。
    (24)《传单照录》、《庆典志盛》，《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庆典志盛》同二十八日。
    (25)《万寿无疆》，《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庆典余闻》同二十九日。
    (26)《万寿祝辞》，《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27)《上海庆祝会小启》，《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28)《诸夏无君》，《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29)《时事要闻》，《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
    (30)《万寿余闻》，《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三日。
    (31)《悬彩志贺》，《大公报》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32)《悬挂彩绸》，《大公报》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日。
    (33)《万寿盛典纪闻》，《大公报》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二日。
    (34)(35)《万寿停课》，《皇会出赛》，《大公报》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一日。
    (36)宋教仁：《我之历史》，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初版1920年)，第1，4页。
    (37)《庆祝万寿纪盛》，《大公报》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二日。
    (38)《普天同庆》，《大公报》光绪三十年十月四日。
    (39)David Cannadine, "The Context, Performance and Meaning of Ritual: The British Monarchy an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 1820-1977"; Eric Hobsbawm, "Mass-Producing Tradition: Europe, 1870-1914", in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he Tradition, Cambridge; Lond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40)任公(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期，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41)饮冰室主人(梁启超)著，平等阁主人批：《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第1号，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
    (42)中国之新民(梁启超)：《敬告我国民(癸卯元旦所感)》，《新民丛报》第25号，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四日。
    (4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横滨：新民丛报社，1904年，123页。
    (44)高伟浓：《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保皇会在美国华侨社会中的活动》，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45)Christian Amalvi, "Bastille Day: From Dies Irae to Holiday", in Pierre Nora and Lawrence D. Kritzman eds., Arthur Goldhammer trans., Symbols, Vol. 3. Realms of Memor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nch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46)《商学补习会祝典》，《申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华商体操会祝典》，《顺天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日，《纪南市商业体操会祝典》同上日。
    (47)《报界恭祝立宪会记事》，《申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48)《政府公报》第152号，1912年9月29日。
    (49)吉泽诚一郎：《爱国主义の创成——ナシヨナリズムから近代中国をみる》，东京：岩波书店，2003年，第五章《爱国ゆ之に死す——政治运动における死とその追悼》。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