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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家礼》推动普遍平等的礼教观念 宋代理学家从“理”这一价值本体出发，经由天人之间的同构性，论证了人的价值主体性。于是有张载的自豪宣言：“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更重要的是，在理学家看来，人既有“与天地叁”的道德潜能，则理应珍惜而发扬之，承担起自己的道德使命，否则为人之尊严便不复存在。故伊川先生云：“人只有一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以此为基础而推论之，必然是人人都有经教化而成德的价值和潜力，礼制的平民化、普适化也就呼之欲出。在朱子之前，宋代民间与官方皆有编修古礼并推行社会的尝试，但直到《家礼》出，家庭礼仪的士庶通行才成为现实。 以《昏礼》为例，书中引司马光《书仪》，批评了世俗婚配仅重妆资聘财的做法，有“岂得谓之士大夫昏姻哉”一句。可见按当时一般观念，礼之适用主体，仍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社会地位的士大夫。而朱子在本卷中，乃将传统的婚姻“六礼”简化为纳采、纳币、亲迎“三礼”，“以从简便”。如此修改的效果，显然是更便于一般家庭的实际操作。 除了将传统的家庭礼仪予以简化，朱子还特重礼之从权。他在《祭礼》中说：“凡祭，主于尽爱敬之诚而已，贫则称家之有无，疾则量筋力而行之。”这当然是强调礼之形式与精神的关系，但其中还有一层含义，即贫富老疾的客观差异，并不构成施行家礼的阻碍，条件不同的家庭尽可变通而行之。宋代以后，随着《家礼》的影响不断扩大，平等普遍的礼教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明末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进行制度构想，即主张“民间吉凶，一依朱子《家礼》行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