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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梅春，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赵梅春(1964－)，女，湖南邵东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内容提要】 刘知幾认为，叙事之美须以反映历史真实为指归，文质相称的叙事风格能准确地反映历史实际，华而不实的文风则有碍于历史撰述之如实传真。史家撰述应尚简、用晦，力戒妄饰，以便在展现国史之美的同时彰显历史之真。这是从信史的角度讨论历史叙事问题。这种认识将古代史学的叙事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也为当代史学研究者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学的笼罩之下，深入理解与研究历史叙事的特性提供了思想资源。 【关 键 词】刘知幾;历史叙事;信史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4－0160－05 叙事是古代史学的基本特征，所以章学诚说“叙事实出史学”[1](P612)。史书之叙事历来为史家所重视。刘向、扬雄、班彪、班固等推崇司马迁“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有良史之才[2](P2738)。范晔论及司马迁、班固时指出：“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3](P1386)可见，“善叙事”是良史必备的能力与素质。刘知幾《史通》是一部划时代的史学理论著作，对历史撰述的理论、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就史家叙事而言，刘知幾在刘向、扬雄、班氏父子等“善叙事”说的基础上，批判地总结了以往史家的书事之道、行文之方，形成了系统的历史叙事理论，而叙事风格与史书如实传真之关系，则是其所探讨的核心问题①。许冠三曾指出：“(刘)知幾史学理论之本核，端在实录直书四字。”[4](P3)并从史料学、撰述论、史评说等方面对其实录史学进行阐发。施丁则认为，许冠三有关刘知幾实录史学的认识尚有不足，其实录论不仅表现在史料采撰、史书撰述、史学批评这些方面，还反映在文史用笔、史义申明、史家修养等方面[5]。这里所说的文史用笔，就是关于历史撰述的文字表述。施丁将其从历史撰述论中独立出来，说明他充分认识到了史笔论在刘知幾实录史学中的重要意义。只是他仅阐述了在文史分途的情况下刘知幾对史家叙事行文的要求，并未深究史笔论与其追求的信史之关系。我们认为，刘知幾的实录史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求历史之真，二是传历史之真。只有具备这两个方面的史学著作，才是他孜孜以求的信史。其有关史料采撰、史书撰述原则、史家修养等方面的探讨，旨在求历史之真；而有关书事行文方面的要求，旨在传历史之真。在他看来，简洁含蓄、文质相称的叙事风格能够恰当地反映历史真实，而妄加修饰、华而不实则会造成记载失实，难以为实录。因此历史撰述讲求叙事之美，应以传历史之真为指归。从信史的角度探讨叙事问题，这是刘知幾对以往历史叙事理论的发展与贡献。 一、叙事之美与如实传真 刘知幾曾指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6](P165)这是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国史之美在于叙事是否恰当、精到。在他看来，理想的叙事应是文约事丰。所谓“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6](P168)。他曾推崇《左传》为历史叙事之典范、楷模，这是因为“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6](P11)。所谓“简而要”是指《左传》善于表述，做到了“文约”；“详而博”则表明《左传》善于书事，在文约的基础上达到了“事丰”。所以他说：“盖文虽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体也。”[6](P223)刘知幾强调叙事之美在于文约事丰，主要是针对魏晋以来“世重文藻，词宗淫丽，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这种文人修史风气[6](P250)。在他看来，文士既不达史体，又无诠综之识，他们撰史“远弃史、班，近宗徐、庾”[6](P82)，唯以文饰是务。“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6](P180)严重地损害了史学的实录品格。因此，有必要对文人之文与史家之文予以区分。他指出，上古之时诗歌、文章皆不虚美不隐恶，与史无别，因而“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但“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6](P123)。从此“文之与史，较然异辙”[6](P250)。即文士之文(文笔)与史家之文(史笔)截然两途。在这种情况下，若以文士之文撰述历史，难以成为信史。“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6](P205)这里所说的“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是沿用刘向、班固等赞美司马迁《史记》善叙事之词。刘知幾认为这是史家之文，以之叙事能真实地反映历史实际。而“绮扬绣合，雕章缛彩”，乃是文士之文。“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6](P250)这是说以徐陵、庾信为代表的浮华之文撰述历史，难以做到如实传真。基于这种认识，刘知幾要求史家叙事做到文约而事丰，摒弃那种“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6](P124)的文士文风。刘祥《宋书序录》曾指责何法盛、王隐、徐广所撰之晋史缺乏飞扬的文采，被刘知幾讥讽为鉴识不明。他说：“刘祥撰《宋书序录》，历说诸家晋史，其略云：‘法盛《中兴》，荒庄少气，王隐、徐广，沦溺罕华。’”“以此诋诃，知其妄施弹射矣。”[6](P205)不难看出，刘祥之所以被刘知幾所批评，是因为他以“徐公文体”为标准来要求史家，偏离了“文约而事丰”这一史家叙事之道。 刘知幾认为，史家叙事要做到“文约而事丰”，则在文字表述上应当“尚简”与“用晦”。所谓尚简，就是推崇严简峻洁，反对繁琐，以体现国史简洁之美。刘知幾指出：“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6](P168)而简洁之法，在于扼要。“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散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6](P170)故而一要讲求叙事的表现方法，二要省字、省句。在刘知幾看来，“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但记述一事只需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最合适的一种方法即可，若兼而用之则违背了尚简原则。“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6](P168－169)可是，从司马迁《史记》到唐初所撰诸史，多兼书之弊，或既述才行又彰事迹，或既书事迹又载言语，或纪传已书又以论赞重述前事。如“假赞论而自见”，本是为了使叙事简洁。“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然而自范晔以来，史家所撰，每卷有论，论后续以赞，颇为繁琐。刘知幾批评道：“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6](P82－83)可见，刘知幾关注叙事表现方法，旨在避免史书记事繁琐重复。而他倡导省字、省句，则是要求删除烦字、冗句，以求史文峻洁。如他指出，《汉书·张苍传》所载“年老，口中无齿”之“年”与“口中”等为烦字，需删去；《谷梁传》所载“郗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则是烦句，应删去“跛者”以下句，以“各以其类逆”代之。对于省字，他要求做到“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6](P170)。这是试图通过修辞技巧达到尚简目的。所谓“用晦”，是指叙事婉约，言已尽而意无穷，以别于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一是“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如《尚书》以“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一句话，就写出了帝舜的盛德与民众对他的爱戴之情，其“文如阔略，而语实周瞻”。二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这是对用晦的更高要求，主要通过“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这种“用晦之道”以达到这一目标。如《史记》记楚汉之争，云“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虽未细述汉兵之败，但“睢水为之不流”一言已将其溃逃败亡之惨状显露无遗。记翟公失势时，云“翟公之门，可张雀罗”，只言片语尽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凡此等等，皆辞浅而旨深、文约而义富，意在言外[6](P173－174)。可见，刘知幾主张“用晦”，意在使简洁的叙事具有深沉感、含蓄美，避免浅俗、鄙野。在他看来，史家行文若能尚简、用晦，则所撰之史则典雅而不华丽，质朴而不粗野，以简驭繁、含蓄隽永。“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6](P165) 刘知幾倡导“尚简”“用晦”，旨在使史家叙事具有简洁含蓄之美，即“其言简而要”。但历史叙事要达到理想的境界，还应在此基础上做到“其事详而博”。所以，在“尚简”“用晦”的同时，还须讲求书事之道。为此，刘知幾对史家在书事方面也提出了要求：第一，举宏纲存大体，不必丝毫必录、琐细无遗；第二，折中均平，繁简得当；第三，首尾完备，前后呼应，融贯圆通。所谓举宏纲存大体，是对史书叙事在内容方面的要求。在刘知幾看来，荀悦所说的著功勋、表贤能、彰法式、达道义、通古今等五志，加上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等三科，“则史氏所载，庶几无缺。求诸笔削，何莫由斯？”[6](P229)这里所说的五志、三科就是书事之宏纲、大体。凡与此有关的应予以记述，其余的则可略而不载。而折中均平则是就叙事之详略、取舍方面而言的。刘知幾指出：“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6](P233)学者曾以文字的多寡论《左传》《史记》《汉书》之优劣。有感于此，他指出：“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缺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6](P265)可见，在刘知幾看来，判断史书繁简的标准是剪裁是否合理、记事是否完备，只要不妄载、不缺漏，就是繁简适宜。首尾完备是对叙事在完整性、系统性方面的要求。刘知幾指出：“书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读者求一家之兴废，则前后相会，讨一人之出入，则始末可寻。”[6](P408)因此，他提出史家记事“或先经张本，或后传终言，分布虽疏，错综逾密”，不能“隔卷异篇，遽相矛盾”“连行接句，顿成乖角”[6](P159)。 在刘知幾看来，史家在“尚简”“用晦”的基础上若能达到书事之道的要求，则其叙事“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6](P175)。而所撰之史必定“文约而事丰”，从而真实地将客观历史表述出来。当然，能否达到这一目标，后来的史家有不同的认识。顾炎武就不赞成“尚简”说，他提出“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7](P686)。但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看，刘知幾倡导尚简主要是针对那种严重影响了历史著作真实性的繁琐叙事风格，旨在纠弊纠偏。魏晋以来，受绮靡文风的影响，史家叙事也形成了堆砌辞藻的不良风气。“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旬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有感于此，刘知幾要求“尚简”“用晦”。在他看来，只有“骈枝尽去”“尘垢都捐”，史书叙事才能显示简洁含蓄之美，从而真实地反映出客观历史[6](P174)。尽管刘知幾对尚简的要求在某些地方近乎苛刻，但其总的说来还是主张繁简适中、烦省合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