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学术史,离不开梳理相关研究的学术传统。据专家解释,传统“乃是一种‘有效应的历史’,它不是固定的‘过去’,而是每一代人根据‘现在’的内在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指向‘未来’的进程”(江湄:《创造“传统”: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与中国学术思想史典范的确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先秦子学研究的学统的梳理可以说是学术史总结的一个典型案例。从班固到章太炎、胡适,再到当代学人,不断热议先秦诸子起源问题。这些研究深化了对于诸子学的认识,提出了许多卓见。我们梳理这个过程,会得到关于学术史研究的方法论与认识论方面的启迪。 一 先秦诸子的时代是古代中国学术与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段。在这个时段里面,学术大师不断涌现,像孟子那样,“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注疏》,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11页)者,在所多有。战国后期,已经开始对于林林总总的诸子学说予以缕析分类。但这些缕析分类,皆无称“家”之例。《庄子·天下》将天下的道术分为六类,荀子作《非十二子》篇,剖析诸子学术,《吕氏春秋·不二》篇也用极简短的文字抉发诸子特点。至汉初,对于先秦诸子亦只称某子,如《淮南子·要略》述孔子、墨子学术,而不称儒家、墨家。称家之例始自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然亦只称法家、道家、名家,其他三家则称为阴阳、儒者、墨者。至《汉书·艺文志》始有诸子十家之说。 诸子蜂起,虽然云蒸霞蔚,空前活跃,但诸子学说相反相成,歧乱杂异。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需要的是思想理念的融通,而不是针锋纷争,正如《风俗通义》所谓“诸子百家之言,纷乱殽乱,莫知所从”(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所以,诸子之学于汉代进行全面总结,有着政治需要的因素。从汉初的司马谈到东汉时期的班固,汉儒对于诸子学术的总结,主要有二。一是将诸子分为“家”。刘向著《别录》、刘歆著《七略·诸子略》,皆将诸子分为各“家”进行梳理,班固著《汉书·艺文志》在此基础上划分诸子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并且总结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6页)李振宏先生指出,“先秦诸子的划分形成于汉代;汉人根据他的时代需要,对先秦诸子学进行新阐释或改造”,并且用“‘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的说法加以总括(李振宏:《论“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是很精到的。二是汉儒对于诸子学术进行溯源,谓其出于“王官”。《汉书·艺文志》将诸子各家与王官一一对应。如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等。将诸子系连于王官,其深层的意蕴是表示统一的政治权力对于学术的重要,非有政统而不能有学派。这显然适应了汉代大一统政治局面的需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