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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果我们不从诸子的社会身份这个角度来看诸子起源,而是分析其学术统绪问题的话,也许会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诸子起源问题。从诸子学说的内容和特质看,可以说子学皆滥觞于经学。这个“经学”,非是诸子之经学,而是西周春秋时期所形成的六经之学。纵观作为诸子中之巨擘者儒、墨、道、法几家思想的萌生,或可说明此点不谬。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游文于六经之中”,这些内容皆不出六经范围。再说墨子,其论点皆以“先王之书”的说法为终极证据,据统计,在《墨子》书中称引《尚书》之处多达三十(陈梦家:《尚书通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25页)。墨子本人并不只是一位“茅屋采椽”的工匠,而且还是一位饱读诗书之士。他对于六经的熟稔不亚于其他学术大师。再说道家,其所持的阴阳变化之道、相反相成之理皆可于《易经》中寻绎出其端绪,班固讲道家时就曾指出“《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汉书·艺文志》,第1732页)。再说法家,其基本理念皆源起于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理论,它所讲求的教化、刑赏、治术都可以从六经中发现其遥远的影子。经学犹如雄峙的巍巍昆仑,诸子学则是从它那里发源的众多河流。诸子起源的这种情况,用《庄子·天下》篇的话来说,就是“道术将为天下裂”。这个学统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学术基本格局。 诸子学是对于经学的突破,它对于社会与历史有了更大范围、更新层次的认识,这个前进是经学在新形势下的必然发展,此正所谓“反者道之动”(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5页)。诸子学到了汉代,由杂乱无序初步梳理出统绪,可以说这又是一个“反者道之动”。其所建立的范式影响长达两千多年,至胡适提出新说,才对于这一范式有了突破性的新认识。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对于旧说的抨击正中肯綮,直有摧枯拉朽之势,并且其分析诸子学的真正起因的时候也还提出了卓见。他说: 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其一家之兴无非应时而起。及时变事异,则向之应世之学翻成无用之文,于是后起之哲人乃张新帜而起(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文存》卷二,第32页)。 应时而生之说,是很正确的。班固梳理诸子统绪时似已涉及此一问题。他说: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汉书·艺文志》,第1746页)所谓“取合诸侯”,意即在列国争锋称雄时为富国强兵而出谋划策,这正是诸子学说适应社会需要的表现。诸子讲学授徒、干禄奔走于列国间,除了有维持生计和实现救世之志的远大抱负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重要因素,那就是续承学统,使其不至于断绝。所谓学统,简言之,就是学术的统绪。历来把统治权力的延续称为治统,把统治思想的延续称为道统。王船山说:“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王船山:《读通鉴论》卷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8页)而思想与学术的延续则可谓学统。它与道统有关系,但还不是一回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