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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诸子起源的问题,可以说从班固到章太炎,一直都在肯定诸子出于王官。后来虽然有诸子出于职业说予以补充,但并没有影响诸子出于王官之说在论析诸子起源这一问题时的主流地位。班固之说自不待多言,我们现在应当提到的是章太炎的说法。章太炎力主《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说的正确,谓“此诸子出于王官之证”,并补充说:“惟其各为一官,守法奉职,故彼此不必相通。”又说:“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章太炎:《诸子学略说》,《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81～482页)太炎先生作为清末民初的学术大师,他从诸子出身谱系详论诸子出于王官说之正确,其影响是很大的。 就诸子起源而言,谓其出于王官也好,出于职业也罢,都是从诸子其人的社会身份的角度进行的考量,而不是从诸子学术角度的考察。当然,“诸子身份”与“诸子学术”二者有着密切关系,但这两个概念的范围并不完全重合。《汉书·艺文志》所云诸子出于王官,似乎兼顾了二者,如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但其言诸子学术,乃是现实中的诸子学术,而不是此种学术的渊源所在。所以说班固的说法,是以诸子的社会身份为基础而提出的。“诸子出于王官”这种侧重于诸子身份的说法,遭受诟病的关键所在也正在于此,诸子本人的社会身份除了老聃以外,恐怕都很难说是“王官”。胡适正是从这里找到了抨击诸子出于王官说的缺口。例如,王官说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胡适指出:“《周官》司徒掌邦教,儒家以六经设教,而论者遂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不知儒家之六籍,多非司徒之所能梦见。”又如王官说谓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胡适则谓:“墨者之学仪态万方,岂清庙小官所能产生?”“纵横术出于行人之官,不知行人自是行人,纵横自是纵横,一是官守,一为政术,岂为渊源耶?”(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民国丛书》第一编第93册《胡适文存》卷二,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25～26页)单从诸子社会身份并不能真正说明诸子学术起源的问题。胡适有一个反问,很有道理。他说:“其称老聃为柱下史,为征藏史,以为道家固出于史官;然则孔丘尝为乘田矣,尝为委吏矣,岂可遂谓孔氏之学固出于此耶?”(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文存》卷二,第28页)应当说,胡适的这些看法言之有理,甚为雄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