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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20世纪60—70年代,傅高义的中国研究一直是在社会学的视野下进行的,不管是探讨私人关系的变迁、干部的规范化,还是探讨广东土地改革体现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和中国内地的社会结构。①这一时期傅高义侧重于探讨中国社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适应过程及其结果。 傅高义在20世纪60—70年代进行的中国研究,从动机上讲是对美国现实政治需要所做出的回应,当时美国中国学的选题也大多集中于“中国1949年后的全面历史发展(包括政治、经济和日常社会现象)”。②需要指出的是,傅高义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研究是以广东地区为切入点进行的,与其说是中国研究,不如说是广东研究。1969年,傅高义出版了他个人第一部研究当代中国的专著《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这部专著的完成主要依赖于通过外部观察的方式获取研究资料,再对研究资料进行社会学加工的研究方法。这是西方学术界第一部研究中国单个地区发展历史的学术著作,是第一部以中国副省级单位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广东研究为傅高义观察中国提供了可操作性,这本书也奠定了傅高义中国问题专家的地位。 在学术生涯的初期,傅高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状况、婚姻关系等较为微观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美国家庭情况》。在费正清、赖世和以及裴泽的影响下,傅高义逐渐进入东亚研究领域,他先是研究日本社会,随后又介入中国研究,这一发生于1958—1961年的短时且急剧的转向最终确定了傅高义一生的学术轨迹。在当时,傅高义的中国研究弥补了美国中国研究中主要侧重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稍显不足的状况,推动了美国中国学的社会科学化。“二战后,中国研究的范围还很狭窄,当时研究中国的学者主要是谈中国的历史、语言和文学,研究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不多”。③傅高义将其研究起点设定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对中国历史来说,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形态与先前的历史经验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时代特征。同时,两种历史经验又在逻辑与内涵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傅高义选择这一时间点作为其中国研究的起点,有利于其中国研究的完整阐释。从一开始,傅高义就将1949年之后的历史实践同中国先前的历史经验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化经历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全面地阐释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 二、傅高义对中国新秩序的理解 傅高义对新中国成立后新秩序的构建与适应过程的理解可以抽象为四个角度:思想上,马克思主义范式开始在中国全面确立,取代近代以来传统儒学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存的精神世界;政治上,中央政府逐步控制全国,具有历史意义的行政权向下贯彻的程度得到空前加强;经济上,计划经济体制取代近代以来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杂糅的结构;私人关系上,带有政治意味的集体主义开始取代宗族主义,“社会”在国家政治的引领下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起来。 (一)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碰撞与调和 关于儒学的现代地位,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列文森指出:“保护孔子并不是由于共产党官方要复兴儒学,而是把他作为博物馆的历史收藏物,其目的也就是要把他从现实的文化中驱逐出去。”④李泽厚则认为儒家思想“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⑤在这个问题上,傅高义认为“像他们以前的儒家学者官员一样,共产党的领袖认为,成功统治的关键在于他们的官员和干部的道德品质”。⑥ ———————————— ①Ezra Vogel,“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 The Change in Personal Rel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21(Jan.-Mar.,1965) ,pp.46-60;Ezra F. Vogel,“From Revolutionary to Semi - Bureaucrat The Regularisation of Cadres,”The China Quarterly,No.29(Jan.-Mar.,1967),pp.36-60;Ezra Vogel,“Land Reform in Kwangtung 1951-1953 Central Control and Localism,”The China Quarterly,No.38 (Apr.-Jun.,1969),pp.27-62; Martin King Whyte,Ezra F. Vogel,William L. Parish,Jr.,“Social Structureof World Regions: Mainland China,”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1977),pp.179-204. ②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第2页。 ③孙中欣:《哈佛“中国通”谈中国研究与中国模式:专访傅高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23日,第3版。 ④[美]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338页。 ⑤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⑥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 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第3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