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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这一时期傅高义中国研究评析 国内学术界对傅高义观点的引介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界,他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被认为是对共产主义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典范之作。在史学界有学者按照黄宗智的“三代说”把傅高义划入地方史研究序列,认为他对广州的研究是以区域社会视角探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问题的代表。① 这一时期傅高义的中国研究也得到了美国中国学界的认可,尤其是傅高义对中国副省级以下地方政治展开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这对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地方治理提供了借鉴。总体上,傅高义这一时期的研究范围可以概括为社会学视野下的新中国早期社会政治史。他不仅关注国家层面的政治运行机制,也关注底层微社会(micro-societal)在政治体制运行过程中的参与形式,尤其是对作为体系的社会运行结构的考察,这些工作最能体现美国现代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②傅高义接受过严格的社会学学术训练,他的中国研究运用社会学方法展开,倾向于从社会系统的角度出发去考虑一个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过程,这种做法使得其研究成果的解释力更强,而对底层社会的整合研究强化了这种解释力,为了避免研究工作的琐碎化,傅高义兼顾了对底层社会与国家政治的考察,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傅高义的中国研究既有详细的历史叙事又有严谨的社会学分析,事实呈现与理论运用同步是其研究特点之一。他对问题的细微观察与严谨分析使其研究结论更加丰满与贴近事实,不至于陷入事实堆砌或理论空洞的境地。 傅高义声称其秉持价值中立这一社会学研究的准则,“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对共产主义提出批评,而是要努力客观地去理解它,去认识这个社会的活力和发展。……我们不会迷信于毛泽东的话语,也不会完全听信在台湾地区和美国的反共产主义者的言论”。③傅高义为追求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曾坚持自费完成对广东的考察,以避免出现利益牵制的情况。 傅高义认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者具有三个共性特征,即冷淡的冷战斗士、边缘化的社会科学家和过于自信的道德家。④在这里,他形象地描述了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主旨、学科地位及价值取向,傅高义声称这一时期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大多数中国学研究者都是站在稍稍偏离冷战思维的主流轨道冷静观察中国的,不过,如何既作为冷战斗士又能够保持价值中立? 这是引起我们困惑的地方。 实际上,“任何史家都无法完全摆脱在他生活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某些假设”。⑤20世纪60—70年代,中美两国正处于冷战状态之中,傅高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介入当代中国研究,一方面其资料获取来源受限,他当时利用的资料主要是大陆的一些官方报纸或综合性晚报,接触并采访一些从广东来到香港的内地人,这对其研究成果的形成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傅高义也很难脱离时代语境,如前述“冷战斗士”体现的价值立场,再如其论著中经常出现的“西方中心论”的逻辑预设,虽然傅高义一直在试图避免这些因素对其研究工作的干预,但要想在实践中完全排除意识形态或理论预设的影响则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冷战时代,这种困难程度将会大大加强。 ———————————— ①王日根、肖丽红:《20 世纪70 年代以后的美国中国地方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57页。 ②Richard Baum,“Canton Under Communism (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 - 1969) by Ezra Vogel,”The Journalof Asian Studies,Vol. 29,No. 4 ( 1970) ,pp. 931 - 933. ③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第4页。 ④Ezra F.Vogel,“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Marginals in a Superpower,”In Hsin - chi Kuan ( ed. ) ,The Development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Tokyo: The Center of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1994,p. 189. ⑤[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9页。 (责任编辑：admin) |